從同為四川人的角度來看，“三蘇”與我有鄉誼，自然受到我的喜愛。但有鄉誼的人太多，喜愛的人卻太少，因為鄉誼不宜演變成毫無做人底線和是非原則的鄉願。“三蘇”中的蘇軾是我特別喜歡的文化人，他在中國古代是真正“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全能冠軍”。我承認杜甫、李白的詩歌，蘇軾沒法比，李、杜是真正的詩歌冠軍。但縱觀蘇軾的文、書、畫、詩乃至曠達的人生態度，都使他在中國文化史上領袖絕倫。“三蘇”因趕考、省親、還葬等原因，多次往返路經成都，他們路經成都的曆史，我還沒看到過專門的研究，這實是“三蘇”和巴蜀文化研究的損失。
“三蘇”路經成都多次，但在成都停留的時間也不長。停留時間長短，與情感的深淺自然是有關係的，但也並不絕對如此。1030年蘇洵22歲，尚無子嗣，是年到成都玉局觀裏無礙子嗣卦處亦賣卦求子處，看到一幅眉山得道仙翁張霄遠的畫像。據傳他回家供奉這張畫像而喜得蘇軾、蘇轍二子，實在靈驗得很，此事明代所刻《重瞳觀新修殿宇記事碑》有載，不免有附會自高之嫌。蘇軾文集卷六十八裏《書章詧詩》中，還記載一位蓬州高士李士寧——連歐陽修亦有《贈李士寧》加以盛讚——與章詧父子均有往還，均準確提及章氏父子神秘死亡事，蘇軾再加上這一條他的佐證，可見李士寧提及“嚐見餘於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這麼剽悍的自我表揚，讓你不把他看做文曲星下凡都難。上述諸事雖不必盡信，但說明“三蘇”特別是蘇軾很早就與成都結下了不解之緣。
蘇軾直接歌詠成都之作並不多見，但當他寫到成都的時候，常有出人意表的深情。因與好友一起醉酒吟詩、遊山玩水，自然要想起成都的美酒來，“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郫筒”（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成都秀才王緘來看他——有很多人說此人是蘇軾妻弟，從蘇軾文章說其為王秀才，可斷定其不是蘇軾妻弟，蘇軾妻弟名王緘字元直，此事《蘇軾年譜》作者孔凡禮辨析甚清——蘇軾很感慨，於是提筆寫下深情的詩句：“忘卻成都來十載，因君未免思量”（《臨江仙·送王緘》）。成都這座城市因人因物，都使他牽腸掛懷。而“須煩淩雲手，去作入蜀星。蒼苔高朕室，古柏文翁庭。”（《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帖》）則是勉老友為四川文化的繁盛作出新的貢獻。至於在湖州作而寄馮當世（京）的《河滿子》就更像居母喪時他給當時成都知府王素所寫的《上知府王龍圖書》一樣，對成都、對四川有深切的愛；“高才本不緣勳閥，餘力還思治蜀兵”（《次許衝元韻送成都高士敦鈐轄》），無不充溢著對治理故鄉者的熱望。
卻說寄馮當世的《河滿子》算是蘇詞裏少見的敘事性作品，卻也寫得這般文情並茂，實屬難得。“見說岷峨淒愴，旋聞江漢澄清。但覺秋來歸夢好，西南自有長城。東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國初平。
莫負花溪縱賞，何妨藥市微行。試問當壚人在否，空教是處聞名。唱著子淵新曲，應須分外含情。”前半闋盛讚馮京保衛成都，安撫少數民族的功勞，後半闋則寫成都的民俗風情，要馮京學治成都的前輩如宋祁、田況、趙抃、薛奎一樣——如薛奎治理開封時以嚴厲著稱，故號“薛出油”；入治成都，則與民同樂，春遊踏青，故名“薛春遊”——入鄉隨俗，“莫負花溪縱賞，何妨藥市微行”，其委婉勸慰情致，躍然紙上。
“三蘇”不僅多次經過成都，而且與彼時成都的領導關係都很好，除前述王素和馮京以外，尚有另外二位。舉薦蘇洵並提攜蘇軾、蘇轍的張方平就不用說了，當張方平1054年11月知益州，賡即蘇洵撰有《上張益州書》，並於第二年帶著蘇軾、蘇轍兩兄弟去拜謁他。1056年蘇軾畫了張方平的像，蘇洵作《張益州畫像記》存於成都淨眾寺，其文曰：“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威，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1060年8月8日曾在成都當過益州轉運使回京做官的趙抃薦蘇洵為秘書省試校書郎，蘇轍在《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裏說：“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色晬以溫，其氣肅然以清。”以蘇軾、蘇轍在做官之前未曾分開過的情形來看，或許蘇軾也見過趙抃亦未可知。不特此也，一些著名的書帖和石碑如《成都西樓書帖》《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帖》《法舟帖》、永康軍迎祥寺鍾樓碑等都與成都有相當深的關聯，可見蘇軾對成都的沾溉是廣泛而深遠的。
蘇軾一生與其所到之處寺院的方丈、僧眾等交遊甚多，所做各種與佛教有關的文字非常之多。《清風閣記》裏言：“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溪上，為閣曰清風。”在《成都大悲閣記》裏他更為直接地說：“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惟得法師敏行乃請高手作佛像，使其莊嚴生動，“餘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從時間上推算此作應寫於1082年——據趙耆《增修大悲閣記》有雲“元豐壬戌，有大法師，敏行其名，造大悲像……複建大閣”——可見他對成都長久的懷想。59年後，紹興十一年（1141），大悲閣因風雨剝蝕，得以重修，於是趙耆撰《增修大悲閣記》，讚賞東坡先生的文章是“此閣有壞，而文不泯”。雖然如此，重修還是得記錄如次，“餘於是乎記之，不以附於東坡為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