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的蓬勃中興，特別仰賴於唐玄宗的書匾賜田，這就讓大慈寺獲得了世俗最高權力的庇護，使它免受會昌滅佛等一些人力可以規避的災難。除了人們的禮佛信仰外，有對世俗權力的渴慕催化，來的人就更多。
大家爭相來此遊玩娛樂，從而使得大慈寺在宋朝以前近乎有著皇家寺院的派頭和人氣，使得各種市場圍繞大慈寺的格局千年不衰，這恐怕是中國寺廟史上少有的情形。
大慈寺附近有條義學巷，南接紅石柱橫街東口，北至中東大街東口，它因有人施舍辦不收錢的義學而著名。
大慈寺除在唐宋時期規模較大外，越往後，其規模越小，寺院被燒形成的荒地被占，有的甚至成了市場。無論是水道還是陸路，大慈寺都算是個交通比較便捷的地方，人口越來越稠密，固定的常規性市場需求就越來越旺盛。
世界上的宗教信仰頗有不同，這是人所共知的事。但這不同，還體現在為行信仰之事所建築房屋時的選址上。基督教完全在塵世裏紮堆，多半因該社區的信眾人數增加，而其他地方教堂路途遙遠，或者房小不敷應用，因此另建一處教堂方便信眾便成急迫之事。而伊斯蘭教的禮拜處，也有建在市場旁邊的，亦是便民之需要。佛教和中國本土宗教道教則頗有不同，他們大多選擇人跡罕至，風景清幽的地方，作清修信教之用。一句“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民間概括，充滿著忌妒兼羨慕的雙重情感，仿佛僧人們都是風景探險專家，甚至是背包一族和驢友。佛教在中國的確是名山勝景的傍生物，著名的峨眉、九華、五台、嵩山諸山，都可謂佛教聖地。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這說明佛教修來世的理念，影響著它對公共事務的深度參與。盡管有普度眾生的想法，但佛教對塵世還是有逃避之嫌，這也就是佛寺在城市裏比較少，它周圍更不可能市場圍繞的原因。大慈寺在草創初期，根本就沒在城內，所在之處亦屬荒郊野外，自然符合佛寺選址原則：清幽出塵。但大慈寺離城市並不遙遠，在唐開元中草創後一百年，高駢築羅城後，即被包納城中，這就注定了大慈寺的命運和它的格局，與其他寺廟有一定的不同。
離城市近，首先方便達官貴人前來禮佛燒香，來一次寺廟相當於到近郊遠足踏青，節假日舉家出來遊玩也不是太費工夫的事。更重要的是，大慈寺的蓬勃中興，特別仰賴於唐玄宗的書匾賜田，這就讓大慈寺獲得了世俗最高權力的庇護，使它免受會昌滅佛等一些人力可以規避的災難。除了人們的禮佛信仰外，有對世俗權力的渴慕催化，來的人就更多，這其中就包括前後蜀偏安一隅的皇帝的號召。大家爭相來此遊玩娛樂，從而使得大慈寺在宋朝以前近乎有著皇家寺院的派頭和人氣，使得各種市場圍繞大慈寺的格局千年不衰，這恐怕是中國寺廟史上少有的情形。
時令性市場
成都集市形成非常早，在唐宋由於成都非常繁榮而達到極盛的境地。盛到一種什麼地步呢？不僅每月有專業買賣的集市，還有遊玩性節日形成的集市，也就是把商業娛樂化，把娛樂商業化，即把買賣與娛樂合在一起。此種精神遺脈，依舊在今天的成都人身上展現——在極為享受的茶館，把工作和生意都做了；反之，談商業和工作也有一定的娛樂性質，這真是叫其來有自。
《成都古今記》裏細數了成都12個月的集市：一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可以說每個月的集市，都與成都的氣候、物產、農時及人們的喜好和日常生活有關。一位叫慶餘的近現代詩人用通俗的竹枝詞的方式，來詠歎了12個月的集市，每月兩首，等於二十四節氣，真是一種很好的對生活的讚美和享受。這12個月的集市，分別在城市的東南西北展現，但大慈寺是出現比較多的地方之一，可以略窺大慈寺的繁榮和重要性之一斑。
這種每月都舉辦的時令性市場，和近現代人口活動頻繁後，鄉場的興起——比如成都附近的地名三河場、中興場、石羊場等都因鄉場而得名——民眾固定性趕圩，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說這種時令性市場，就是近現代鄉場集市的遠祖。事實也正是如此，四郊都有一種短期集叫草市，陳溪在《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鎮並天王院等記》中寫道：“昔武侯以蜀脞脆，故令鄰邑，翌日為市。”像這樣的草市又被北宋吳處厚的《青箱雜記》稱之為痎市：“蜀之有痎市，而間日一集，如瘧痎之一發。”就像古代人所害的瘧疾，打的擺子一樣，隔一天就發作一次，極其形象地描述了此種集市的間隙性、頻密性，可見彼時的市場雖沒有日日都固定地開著，但亦可想見其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