蠶是古代農業社會一種非常重要的物資，其市之發達與否事關民眾生活質量，甚至影響到國家的安全，由諸葛亮強調蜀錦對蜀漢的重要性不難看出此點。每年1-3月在城西南的聖壽寺、大西門，城南的得賢門，城東的大慈寺多次舉行蠶市——學者王文才先生考出蠶市之地有聖壽寺、龍女祠、五門、嚴真觀、寶曆寺、大慈寺、青羊市、學射山、通真觀、乾元觀，可以概想其在成都民眾生活中的影響力——既展現蠶市需求之旺，也體現出蠶市有其他集市不可比擬的重要性。作為彼時行政長官的田況曾經寫過兩首反映蠶市的詩，其一《正月五日州南門蠶市》寫南門蠶市物品交易的盛況，其二為《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蠶市》：“商閣長廊門四開，新晴市井絕纖埃。老農肯信憂民意，又見笙歌入寺來。”在一個絕佳的天氣裏，大慈寺山門四開，包納趕蠶市的人們。老農相信政府的倡導、寺院的協助、民眾的參與，能夠更好地解決蠶市的買賣問題，因此到處是一片歡騰的景象。
大慈寺蠶市的遠近聞名，成都人黃休複在《茅亭客話》裏說：“每歲二月望日，於府治東大慈寺前鬻蠶器，謂之蠶市。”沒有到過成都的祝穆也說：“成都，古蠶叢氏之國，其民重蠶事，故一歲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號蠶市。五月鬻香、藥，號藥市。冬月鬻器用者，號七寶市。俱在大慈寺前。”（《方輿覽勝》）祝穆的說法把大慈寺作為時令性買賣交易市場的特性，完整而準確地展現出來了。即因其水陸交通便捷、流動人口較多，促成了大慈寺節令市場的誕生，很多人兼具香客、買家和賣家的多重身份，參與大慈寺市場買賣、遊玩和禮佛的多種活動，共同造就了大慈寺在唐宋時期無與倫比的繁榮。
因為蠶市的舉行大多在春天，所以與成都太守倡導的與民同樂的節目“遨遊”，在時間上大部分是重疊的。對成都的民俗風情了如指掌的蘇東坡，曾在一首《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的詩裏說道：“遨頭要及浣花前”。東坡自注道：“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遊，謂之遨頭，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從蠶市的舉辦與遨遊節日在時間地點上的重疊，就不難想象古代成都在商業和娛樂上的緊密聯係，大慈寺就是此種習俗的一個觀察站。除了蠶市外，七寶市、香市、扇市、藥市等均不同程度地在大慈寺舉行，且成交量不小，因為此時大慈寺已水陸兩便。
常規性市場
大慈寺除在唐宋時期規模較大外，越往後，其規模越小，寺院被燒形成的荒地被占，甚至形成市場的情形也所在多有。無論是水道還是陸路，大慈寺都算是個交通比較便捷的地方，人口越來越稠密，固定的常規性市場需求就越來越旺盛。如大城東南隅有米市，宋代黃休複的《茅亭客話》中說“成都南米市橋”，而清末民初則有兩大米市，分別在南門（南米市在下南大街）和北門，北門米市在北大街火神廟內，而清代官家的糧倉則在昆明路西之豐豫糧倉，民以食為天，不可小看。炭市可以從《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三所引《王氏聞見錄》裏查到，魚市則可以從陸遊的“萬裏橋邊帶夕陽，隔江魚市似清湘。”（《晚步江上》）略窺大致方位，而麻市則在彼時的聖壽寺，現在西勝街一帶。
我小時偶爾幹過一點推磨舂米的活兒，深知這是比較重的體力活。在沒有現代機械動力如打米機、粉碎機誕生之前，要把稻穀、玉米等脫皮、碾碎，非有較好的體力莫辦。而水碾是借助水力來節省人力資本的一個較好的方式，因此凡水量充沛且有一定落差的地方，大多能看到水車和水碾在那裏工作著。1909年的成都，據《成都通覽》記載，尚有水碾十座，分布在北、東、西門以及青羊宮和高家坎。而在其東門外的則計有餘家碾、蘇家碾、黃家碾（分上碾下碾）。換言之，十座水碾東門占了四個，是東門一帶較大的地勢落差、便捷的水利條件和人口稠密度所帶來的日常生活需求而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