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慈寺山門旁邊，早就有了磨坊街，這並不是偶然的。雖然磨坊街街名的來曆，史籍不能準確斷定其起於何時，但肯定應該與修築開通解玉溪、金水河，修築羅城，讓府河從西北流經大慈寺旁邊有關。隻有城內的兩條內河和一條繞城的大河，在磨坊街一帶彙合，才能造就磨坊生意的興旺，日久才能因此而名街。由於河道的改動和水量的下降，水碾和磨坊的位置也在改動，清末民初東門的磨坊位置，不在今之磨坊街也屬自然。磨坊街曾經多磨坊業，形成市場，此是不爭的事實。也隻有在磨坊街才發現過舊有的大磨石，1924年以後修建房屋將此埋入地下，若有一天重現天日，用考古手段，或許可以考訂此石磨為哪個朝代的物品，從而對磨坊街的起源有進一步推知。
現在油簍街、糠市街、紗帽街、棉花街（此街已消失，大略在現錦江區政府附近）等所在的位置，唐宋時代一定是在大慈寺院內，而院內不可能有市場在其中，所以那些由這些專業性市場命名的街道，至少應該出現在南宋覆亡，元明以後或者更晚。比如糞草湖街的存在有兩說，其一是說大慈寺由於僧人多，由此地通過水道入金河將汙穢的東西拉走，但有人認為從地理位置來看，殊不經濟，因此這是訛傳的結果。複次，元滅宋後，成都十分荒涼，是因元軍將此地作為養馬場而得名。果如此，至少證明大慈寺的荒涼，受戰禍之損非常嚴重。因為以大慈寺在唐宋時期的繁盛，它的周圍不應該如此荒涼而成軍用馬場。明代的幾場大火，特別是張獻忠的屠蜀，使四川包括大慈寺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在此之下，荒涼的大慈寺故地，便被民占，因為大慈寺故地及周邊畢竟屬於良田美土，陸路和水道也比較方便，逐漸成為市場，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傾向於認為油簍街、紗帽街、糠市街、棉花街等都應屬清代的街道，因為這些專業性的市場街道隔得如此之近，沒有一定的人口密度和消費能力，是斷然不能形成的。也就是說，湖廣填四川移民潮百年後，在乾隆後期、嘉慶朝才逐漸形成了這種專業性市場如此頻密的街道格局。油簍街這樣的街道，本身就證明了這一帶的食指之繁，另外大慈寺的寺僧供養需要用油，也是與這一地區有點長明燈的需求有關（成都有多處的地名天燈巷，其意旨在此）。從唐宋到現在，圍繞古大慈寺的商業運營，不知凡幾。民國特別是抗戰爆發，米市已由南北米市發展為東南西門均有，而柴市依舊以水津街一帶為主，價則冬末春初必漲，夏季則降，殆因洪水便利，柴木較多之故。今之古大慈寺周圍的商業繁盛和人口之多，不必多說，因為大家已有眼目可見。且拿1943年複興書局出版的周芷穎編《新成都》為例，用衣食住行來分析圍繞古大慈寺周圍的街道，商業如何繁盛——還要去掉一些無招牌的——從而證明圍繞大慈寺的市場傳統。
小食店12家：賴湯圓（總府街，雞油湯圓）、呂記（總府街，犛牛肉鬆）、排骨大王（總府街，排骨）、明湖春（總府街，各種麵點）、三六九（總府街，湯圓）；燒麥大王（悅來商場，燒麥）、四五六（悅來商場口，紅燒蹄筋）；天天好（春熙東路，金鉤包子）、飶其香（華興正街，片耳鹵麵、金鉤包子）、盤饗市（華興正街，各種鹵肉）、李鈺興（城守東大街，豆花飯）、大麵鋪（南打金街，蒸牛肉、燉牛肉麵）。
大嚼餐館8家：榮樂園（布後街）、明湖春（總府街，北味）、哥哥傳（總府街）、漲秋（總府街，中菜西菜均有）、頤之時（華興正街，中菜）、長美軒（梓潼橋正街、中菜）、普海春（春熙西路，中西菜肴）、冠生園（正科甲巷，中西菜）。
飯店13家：香山飯店（華興街）、建川飯店（華興正街）、春熙飯店（春熙北路）、青年會寄宿部（春熙路北段）、普海春飯店（春熙西路）、五洲公寓（春熙西路）、合敘飯店（梓潼橋正街）、新陸賓館（湖廣館街）、永成旅館（城守東大街）、先進旅館（城守東大街）、新成旅館（中東大街）、大安旅館（下東大街）、宜賓旅館（下東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