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
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漢司馬遷撰。初名《太史公書》，亦稱《太史公記》《太史記》。
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司馬談於漢武帝建元、元封年間為太史令，掌管文史星曆，管理皇家圖書，曾有誌編寫古今通史，但未能如願，去世前囑咐司馬遷繼承其遺誌。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任父職，在太初元年（前104）參加製定《太初曆》後，開始撰寫《史記》。經十餘年努力，終於成書。
該書記事起於傳說中的黃帝，訖於漢武帝，曆時三千餘年。所述史事，詳於戰國、秦、漢。據《太史公自序》記載，全書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是全書綱領，按年月記述帝王言行政績，兼錄各方麵重大事件。其中先秦諸篇按朝代成篇，秦漢諸紀則按帝王成篇。項羽雖然不是帝王，但他一度主宰天下，分封侯王，政由羽出，所以把項羽也載人本紀。“表”采用表格形式簡列世係、人物和史事，以清脈絡。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和各種年表。“書”敘述各種製度沿革，內容涉及禮樂製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世家”記載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兼及個別地位與侯王相當的著名人物。“列傳”主要是社會各階層代表人物的傳記。少數篇章為中國少數民族以及與中國互相往來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曆史記錄。本紀和列傳是全書主要部分，與表、書、世家相輔相成，融為一體。
該書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謂“究天人之際”，就是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間的關係，作者在書中批判了前人的“神意天命論”，而代之以“帝王中心論”。所謂“通古今之變”，就是研究曆史的發展和變化，作者提出了“忠”——“敬”——“文”這一朝代更替的周而複始的固定公式。這種認識並不科學，不過當時人們也隻能達到這種認識水平。
該書取材豐富，對《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多所采摘，又利用了國家收藏的檔案、民間保存的古文書傳，並增添了親身采訪和實地調查的材料。作者在廣泛取材的同時，又注意鑒別和選擇材料，淘汰無稽之談，表現了審慎的科學態度。在撰寫過程中，“不虛美，不隱惡”，力求實事求是。
漢代以前，出現過多種體裁的曆史著作，但就記事的久遠、內容的廣泛、史事的詳實、材料的係統、組織的完善來看，都不如《史記》。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該書堪稱第一部規模宏大、體製完備的中國通史。由它開端的史書紀傳體影響深遠，後來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這一體裁。它的大部分文字生動精煉，寫人敘事形象鮮明，對中國後世的散文和傳記文學有良好的影響。
司馬遷死後，了解該書的人並不很多。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祖述其書，公布於世，從此開始流傳。東漢時已有殘缺，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說缺少十篇，有錄無書。三國魏張晏認為所亡十篇是《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並說漢元帝、成帝時褚少孫補作了《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日者列傳》。對張晏的說法，有人持有異議，但該書有殘缺，則是可以肯定的。今本一百三十篇羼雜後人續筆，如書中“褚先生曰”即為褚少孫所作，文字粗陋不可取。
後代有很多人訓釋該書，南朝宋駰以徐廣《史記音義》為基礎，吸收儒家經傳和諸子百家之說，又攝取前人成果，撰成《史記集解》八十卷，為現存最早而又完整的舊注。唐司馬貞又采各家舊注作《史記索隱》三十卷，注音與釋義並重，提出不少新見解。唐張守節以畢生精力撰《史記正義》三十卷，訓釋詳備，質量又有提高。清梁玉繩作《史記誌疑》，側重考證書中史事。日本瀧川資言撰《史記會注考證》，彙集了各家注釋和考證成果。水澤利忠又撰《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以補充《會注考證》。
該書現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黃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認為善本，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嘉靖、萬曆時南北監刻的《二十一史》本，毛氏汲古閣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時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都是質量較好、流傳較廣的刻本。同治時又出現金陵書局刻本，此本是張文虎在錢泰吉校本基礎上參酌眾本形成的，錯訛較少。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校勘本《史記》，便於閱讀，所據底本即金陵書局刻本。
《漢書》
紀傳體西漢斷代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誌十篇、傳七十篇，後人析為一百二十卷。作者班固，字孟堅。其父班彪撰寫《後傳》六十五篇，作為《史記》續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開始整理《後傳》。他認為《後傳》不夠詳備，便在《後傳》基礎上，著手撰寫《漢書》。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班固卒時，尚有八表和《天文誌》沒有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續撰，後又命跟隨班昭學習《漢書》的馬續踵成之，據司馬彪《續漢書·天文誌》所載，馬續補修的僅為《天文誌》。
該書體例與《史記》大略相同，都是紀傳體。但《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斷代史，首創斷代為史的編纂方法。同時，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書”改曰“誌”；又不用“世家”，載人《史記》“世家”的陳涉、外戚和漢代諸王一律編人“傳”內；“列傳”簡稱為“傳”。這些體例上的變化，對後來的一些紀傳體史書影響很大。
《漢書》是研究西漢曆史的重要史籍。班固曾任蘭台令史，負責掌管皇家圖籍，典校秘書，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資料；又加上編寫《漢書》有《史記》《後傳》作為主要依據，因此，使《漢書》保存的曆史資料比較豐富。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曆史記載，雖然《漢書》基本上移用了《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舍標準不一，移用時也常常增補新的內容。如《賈誼傳》增加了“治安策”，《晁錯傳》補入了“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賢良策”，《路溫舒傳》增收了“尚德緩刑疏”，《鄒陽傳》增補了“諷諫吳王濞邪謀書”，《公孫弘傳》補人了“賢良策”等，在不少人物的傳記中增加了一些史事，提供了新的史料。另外，《漢書》還在《史記》之外新立了一些篇目，僅紀傳部分就增加了《惠帝紀》和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李陵、蘇武等傳。至於漢武帝中期以後的西漢曆史，班固在《後傳》的基礎上，博采其他書籍，斟酌去取，綴集成篇。就保存西漢曆史資料來說，現存的史籍以《漢書》最稱完備。
《漢書》還第一次創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收錄人物從傳說時代的太昊到秦朝的吳廣，區分為九等，加以評價。《百官公卿表》首先敘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比較清楚地反映了當時的職官製度和官僚的變遷，是研究秦漢宮製不可缺少的資料。
《漢書》的誌尤為人們所重視。由《史記》八書演變來的一些誌，內容與《史記》也多有不同。如《食貨誌》是由《史記》的《平準書》演變來的。它有上下兩篇，上篇言“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篇談“貨”，即商業和貨幣情況，不僅是記述西漢經濟的專篇，而且對漢以前的情況有所追述，內容超出了《平準書》。在八書內容之外，《漢書》又創立了《刑法誌》《五行誌》《地理誌》《藝文誌》。《刑法誌》係統地記載了法律製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古代兵刑不分，該誌又兼述了古今兵製的沿革。《五行誌》專載五行災異，剔除其中天人感應的迷信色彩，誌中保留的有關自然災害、地震、日月蝕的記載，是研究中國古代自然科學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地理誌》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曆史沿革、戶口數字以及各地物產、經濟概況、民情風俗。《藝文誌》考證了各種學術派別的源流，載錄了存世的書籍，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漢書》的誌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又在篇目上有所創新，擴大了曆史研究領域，因而受到後人的推譽。
《漢書》始出，學者莫不諷誦。但由於它喜用古字古訓，比較難讀，東漢末年，服虔、應劭已開始注音釋義，魏晉南北朝以後出現的《漢書》音注更多。唐顏師古彙集了前人23家的注釋，糾謬補闕，完成了《漢書》新注。至清末又有王先謙作《漢書補注》，征引的專著和參訂者多達67家。顏、王的注本，是《漢書》舊注的代表作。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漢書》標點校勘本，它以《漢書補注》本為底本，參校北宋景祐本、明末毛晉汲古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同治金陵書局本，並吸取了前人考訂成果，辨正了文字方麵的謬誤，是《漢書》流傳過程中一種較好的版本。
《後漢書》
紀傳體東漢斷代史。共一百二十卷，包括紀十卷、傳八十卷、誌三十卷。紀、傳為南朝宋範曄撰。誌為晉司馬彪撰，一般稱《續漢誌》。範曄，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淅川東南）人。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398），曾為劉裕之子彭城王劉義康的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因事觸怒劉義康，左遷宣城太守，鬱鬱不得誌，遂以著述為事，撰寫《後漢書》。後又陷入劉義康與宋文帝劉義隆的權力之爭，於元嘉二十二年遇害。司馬彪，字紹統，晉宗室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卒於晉惠帝末年。
範曄撰寫《後漢書》以前，已經出現了多家後漢史作。東漢明帝至靈帝時，經過班固、劉珍、伏無忌、邊韶、馬日磾、蔡邕等幾代人的相繼撰述，寫成了紀傳體《東觀漢記》，記載了東漢光武帝至靈帝的東漢史。此後，吳謝承和晉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張瑩、袁山鬆、袁宏、張璠等都有著述。範曄在各家基礎上，博采眾書、斟酌去取，成一家之言。其中對《東觀漢記》吸取尤多。他原擬效法《漢書》，撰寫十誌，但因被殺而未及完成。範書記事簡明扼要，疏而不漏，後來居上。因此，它傳世後，除袁宏《後漢紀》外，其他各家後漢史作相繼失傳。
《後漢書》紀、傳的編次與《漢書》有所不同，紀的最後一篇是《皇後紀》，相當於《漢書·外戚傳》。皇後由傳人紀，襲自華嶠《後漢書》。這一變化，固然與東漢女後多次臨朝稱製有關，但也出於對君權的尊崇。傳於《漢書》之外創立了七篇類傳，包括《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這些類傳都是根據東漢社會的實際情況和思想風尚設置的，有的類傳為後世紀傳體史書所效法。
誌中《輿服誌》為《漢書》所無。《漢書》有《百官公卿表》，記述西漢職官製度。司馬彪改“表”為“誌”，創立《百官誌》，敘述東漢分官設職情況。這兩篇誌，後人修史多有因襲。誌中未設《食貨誌》，漏載一代經濟製度。後來《晉書·食貨誌》追述了前代經濟狀況，多少彌補了這一不足。
南朝梁劉昭第一個集各家後漢史書同異以注範書，並從司馬彪《續漢書》中抽出誌，也加以注釋，補人範書。唐高宗之子李賢和張大安、劉納言等為範書作注，征引廣博，訓釋簡當。李賢等人的注行世後，劉昭的範書注不被人重視，遂至散佚。司馬彪誌的注基本流傳下來，僅缺《天文誌》下卷和《五行誌》第四卷的注。清惠棟作《後漢書補注》，多有創見。此後王先謙以惠棟注為主，吸取各家成果，撰《後漢書集解》，對舊注進行了一次清理。
今存最早刻本是南宋紹興本，其中殘缺五卷。商務印書館曾加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所缺五卷補以別本殘冊。此外，明毛氏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也是較可靠的舊刻本。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校勘本，采用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南宋紹興本為底本，校以汲古閣本和武英殿本，並吸取了前人研究和校勘成果，是一個質量較好的本子。
《漢紀》
記載西漢曆史的編年體史書。共三十卷，東漢荀悅（148～209）撰。悅字仲豫，喜好著述。獻帝時，侍講禁中，累遷秘書監、侍中。著有《申鑒》等書。
獻帝認為班固《漢書》文繁難讀，建安三年命荀悅根據《左傳》編年紀事的編纂體例撰寫《漢紀》；建安五年書成。全書約十八萬字，不到《漢書》字數的四分之一。記事起於漢元年（前206），止於王莽地皇四年（23）。因為荀悅撰寫該書主要是對《漢書》剪裁刪潤，去繁就簡，所以內容基本不出《漢書》範圍。但也間有增補，如卷二十六漢成帝永始元年諫議大夫王仁疏、卷二十九漢哀帝元壽元年侍中王閎諫，都不見於《漢書》。記事也偶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