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
記錄遼朝史事的紀傳體史書。元脫脫等奉敕修。全書一百一十六卷，包括紀三十卷、誌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記載遼代（907～1125）和建國以前的契丹及西遼的曆史。末一卷是《國語解》，凡官製、宮衛、部族等以契丹語為稱號者，多參考史文，略加注釋；也解釋了部分非契丹語的名物製度。
遼朝沿承中原文化傳統，曾編修《起居注》《日曆》《實錄》和《國史》，最後由宰相耶律儼（燕京李氏，賜姓耶律氏）集成一代《實錄》。金朝兩次纂修《遼史》，都以這部《實錄》作底本。第一次由耶律固、蕭永祺編修，金皇統八年（1148）完成，未刊行，元修《遼史》時已佚；第二次由耶律履、黨懷英等編修，泰和七年（1207）由陳大任完成，後人稱之為陳大任《遼史》，也沒有頒行。元代在中統二年（1261）、世祖至元元年（1264）先後擬議修遼、金兩史。滅亡南宋之後，又議修遼、金、宋三史，均因義例正統等問題爭論未定，長期拖延。直到元末順帝至正三年（1343）始由脫脫任纂修三史都總裁，決定遼、金、宋“各與正統，各係其年號”，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陳繹曾四人分撰《遼史》，則以耶律儼《實錄》、陳大任《遼史》為基礎，兼采《資治通鑒》《契丹國誌》及前朝各史《契丹傳》等參訂編排而成。遼朝在中國曆代王朝中曆年甚長（共296年），但《遼史》記錄簡略，篇幅很不相稱。往往同一事實，分見於紀、誌、表、傳；且因史料來源相同，故所記僅隻互有詳略，而重複甚多。前人譏《遼史》編纂為“縱橫舞劍”，即指此類而言。此外，《遼史》中的錯訛、疏略及各紀、誌、傳相互牴牾之處也不少，史筆不夠規範，不少人有名無姓，甚至僅載“皇太妃”之類稱號，而無姓名。由於遼代的記載流傳不多，《遼史》以外，有關的資料極少，因此它成為遼代的惟一史書，更加珍貴。《遼史·營衛誌》在二十四史中是獨有的篇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牧社會的差別。契丹宮帳的四時移動；冬夏捺缽（會議處理政務），春水（捕鵝、鉤魚），秋山（哨鹿），屬於草原遊牧生活傳統，與中原農耕社會不同。《百官誌》分列北麵官（契丹草原舊有的官職）、南麵官（中原傳統的官職），也屬於紀實的做法。
元人修《遼史》是在一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內倉促完成。發凡起例，歐陽玄是實際負責人。但在修史過程中卻多草率從事。蘇天爵所提的一些建設性意見，也未能正視與采納。甚至對同時修成的宋、遼、金三史，也沒有互相進行參考補充。如王稱《東都事略》記載，遼太宗耶律德光建國號大遼，遼聖宗耶律隆緒即位，改大遼為大契丹國，道宗鹹雍二年（1066）複改國號大遼。出土碑誌，並與《東都事略》相合。而對於更改國號一事，《遼史》卻沒有記載，可見修遼史的人對史局裏已有的資料也未曾充分利用，造成不應有的疏漏、混亂和錯誤。《遼史》修成後，至正五年與《金史》同時在江浙、江西二行省刻板印行。現在通行的百衲本《遼史》雖係元刊本，恐非初刻，其中訛錯亦多。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標點校刊本，取百衲本為底本，並吸取殿本等其他版本和前人成果，進行校注，是目前比較好的版本。
清厲鶚《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摘錄《遼史》原文為綱，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則分析考訂，綴以按語，引用群書至三百餘種，足備參考。楊複吉又以厲鶚未曾見到的《舊五代史》和《契丹國誌》等征引未臻周備的資料作《遼史拾遺補》五卷，都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契丹國誌》
南宋人所著關於遼朝的紀傳體史書。二十七卷。舊題葉隆禮撰。隆禮號漁林，嘉興人，生卒年不詳。淳祐七年（1247）進士，由建康府通判，曆官秘書丞，奉詔撰次遼事為該書。今書前附《進契丹國誌表》，末署“淳熙七年（1180）三月秘書丞臣葉隆禮上表”。顯誤。論者謂淳熙應為淳祐之訛。然當年及第，即奉詔修書，且於三月以前撰成上進，亦不可信。又有謂淳熙為鹹淳之誤，鹹淳七年（1271）於理較近。該書為南宋人奉敕編次，所取皆南朝所存有關北朝的資料，與元人所編《遼史》主要根據遼朝《實錄》有所不同，雖不免傳聞失實之辭，亦存直書不隱之論，足資參考。紀傳之外，卷首附《契丹國初興本末》《契丹國九主年譜》，末附《蕃將除授職名》《漢宮除授職名》。又收錄部分檔案材料：石晉降表二、澶淵誓書二、關南誓書三（契丹致宋書、宋朝回契丹書、契丹回宋誓書）、議割地界書二，另有南、北朝饋獻禮物單及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對州縣及四京本末，周鄰的少數民族風俗製度，歲時儀製，都有所記載，並附有宋人人遼行程錄。它是宋朝所存有關契丹的材料的總彙。舊有承恩堂本、掃葉山房本及國學文庫諸版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賈敬顏、林榮貴的校點本，係以元刻本為底本與其他版本參校的較好版本。
《宋史》
記載宋代史事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共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誌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龐大的一部官修史書。
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遼、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曆時僅兩年半，即修成《宋史》。《宋史》由丞相脫脫掛名任都總裁，帖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李好文、王沂和楊宗瑞等七人任總裁，史官有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幹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餘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餘貞、譚慥、張翥、吳當和危素等二十三人，絕大多數為漢族文人。《宋史》即是由總裁與史官三十人集體編撰，而總裁的作用尤為重要，如歐陽玄、張起岩、李好文等，都頗有名望。
宋朝的官修史書，如編年體的日曆、實錄，紀傳體的國史之類，極為繁富。宋孝宗趙昚在位時的日曆，長達兩千卷。到南宋晚期，盡管國勢衰落，卻仍修撰有宋理宗趙昀日曆四百七十二冊，實錄初稿一百九十冊，宋度宗趙禥時政記七十八冊，宋恭帝德祐事跡日記四十五冊。南宋滅亡後，元朝將宋的各種史籍文書五千多冊，運至大都國史院，成為元人纂修《宋史》的資料依據。
《宋史》為研究遼、宋、金代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現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惟有《宋史》貫通北宋與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間的大量曆史記錄，很多史實都是其他書中所不載的。特別是《宋史》的天文、五行、律曆、地理、河渠、禮、樂、儀衛、輿服、選舉、職官、食貨、兵、刑和藝文十五誌，記錄了一代天文曆法、典章製度、社會經濟、行政沿革、圖書目錄等等，雖間失蕪雜，為後代治史者所訾議，然其敘述之詳，為二十四史中所僅見。《宋史》列傳有忠義傳，在儒林傳外，又有道學傳，也反映了宋代的一些曆史特點。
《宋史》的缺點也很明顯：其一，由於成書十分倉促，元朝史官對極為豐富的宋史資料，並未認真加工、整理與修訂，而是采用省力的辦法，徑自將比較簡略的宋朝各代紀傳體國史、《文獻通考》等，拚湊成書。《宋史》蕪雜粗糙，錯訛與疏略極多，其本紀、誌、列傳之間，各列傳之間往往互相抵牾。《宋史》的很多錯誤與混亂，其實是對宋朝官史沿訛襲謬的結果。其二，元人掌握的南宋各種官史資料，其實比北宋更加豐富。但因宋寧宗趙擴以前的中興四朝國史較略，而自宋理宗以後，宋人來不及編纂國史，元朝史官又未對南宋的日曆、實錄之類認真搜采與整理，故《宋史》的記述反而詳於北宋，略於南宋。其三，元人修史時，對宋朝官史中有關宋元戰爭的記錄，也多所刪削，隱諱不少蒙古軍失利的史實。如《杜杲傳》中刪削了蒙古軍在安豐軍與廬州戰敗的記錄。抗元名將王堅在《宋史》中無傳。其四，《宋史》否定王安石變法、尊崇道學，將變法派呂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列入奸臣傳，南宋權臣韓侂胄也列入奸臣傳，而權奸史彌遠禍國殃民，卻未列入奸臣傳，這也反映了元朝史官的史識低下。
《宋史》的主要版本有：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明成化十六年（1480）的成化本；明嘉靖南京國子監本（南監本）；明萬曆北京國子監本（北監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緒元年（1875）浙江書局本（局本）；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百衲本。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成化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補並改正某些錯字，是一個較好的版本。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宋史》標點校勘本，是以百衲本為工作本，同時吸收葉渭清《元槧宋史校記》和張元濟《宋史校勘記》稿本的成果，參校了殿本和局本，是目前較好的版本。但中華書局校點本中亦有不少錯誤，故百衲本仍不可廢。
《資治通鑒》
中國古代史學巨著。北宋司馬光撰。全書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通鑒》自《周紀》迄《五代紀》，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史。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屬山西）人。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進士。學識淵博，尤精於史。曾患曆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因欲撮取其要，撰編年史。初成《通誌》八卷，起戰國至秦二世，表進於朝，引起宋英宗趙曙的重視。治平三年（1066），詔置書局於崇文院，繼續編纂。宋神宗趙頊即位，賜書名為《資治通鑒》，並序以獎之。熙寧三年（1070），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不久又退居西京洛陽。曆任閑職，以書局自隨，專誌修史。元豐七年（1084）書成，曆時十九年。
《通鑒》雖由司馬光總其大成，實際上是一部集體編寫的著作。協修者有劉恕、劉斂、範祖禹三人。劉攽博聞強記，自《史記》以下諸史，旁及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對《通鑒》的討論編次，用力最多。劉攽於漢史、範祖禹於唐史，都有專深的研究。他們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貢獻。
《通鑒》的編寫分作三步：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標明事目，按照時間順序加以排列，力求完備，叫做叢目。第二步把叢目中的史料進行考辨，擇其記述詳盡者，重新編寫，叫做長編。這兩步工作都由協修人員擔任，抄錄則另有書吏。第三步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同異，刪其繁冗，修改潤色，寫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奪，一出於光。
《通鑒》征引史料極為豐富，除十七史外，所引雜史諸書達數百種。於唐五代史事，甄采書籍最多，史傳文集之外，還有實錄、譜牒、家傳、行狀、小說等各種史料。書中敘事，往往一事用數種材料寫成。遇年月、事跡有歧異處，均加考訂，並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為《考異》。《通鑒》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尤以《隋紀》《唐紀》《五代紀》史料價值最高。
《通鑒》是一部編年體的通史，按時間先後敘次史事，往往用追敘和終言的手法，說明史事的前因後果，容易使人得到係統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內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借以展示曆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作為曆史的借鑒。但書中在敘述曆代統治階級活動的同時，也敘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與鬥爭。
《通鑒》因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曆來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古代史家絕筆。
《通鑒》於敘事外，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九十七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了史論一百一十八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曆史觀點。
《通鑒》對曆史上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態度，是史學思想的重要進步。
《通鑒》成書後，元豐八年，範祖禹、司馬康、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畢，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見。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有餘姚重刻本，亦多殘缺。
《通鑒紀事本末》
中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的曆史著作。一百四十二卷。作者南宋袁樞（1131～1205），字機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甌）人。袁樞精研《資治通鑒》，苦其浩博，難以尋究史事終始，於是根據《通鑒》舊文，區別門目，以類纂輯。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起自《三家分晉》，終於《周世宗征淮南》，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概括為二百三十九篇。另有六十六事，附於各篇之後，總計大小三百零五題。去取剪裁，頗為精密。但內容皆屬政治、軍事，經濟方麵很少。宋以前史書隻有編年、紀傳兩體，各有短長。編年體以年為經，“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紀傳體以人為主，“或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袁樞於兩體外，創立紀事本末一體。這種體裁因事命篇，不拘常格，與現代史書的體裁頗為接近，是對曆史編纂學的一個重要貢獻。該書成於淳熙元年（1174），三年，初刻於嚴州郡學。明末，張溥於袁書各篇之後加入自己的評論。流行版本有中華書局本。
《續資治通鑒長編》
中國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斷代編年史。
原本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作者李燾（1115～1184），字仁甫，四川眉州丹棱人，累遷州縣官、實錄院檢討官、修撰等。李燾仿司馬光著《資治通鑒》體例，斷自宋太祖趙匡胤建隆，迄於宋欽宗趙桓靖康，記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續資治通鑒長編》。燾於正史、實錄、政書之外，凡家錄、野記，廣征博采，校其同異，訂其疑誤，考證詳慎，多有依據。作者本著“寧失於繁，無失於略”的原則，凡記載不同者，則兩存其說，時附己見，以注文標出，與《通鑒考異》相類。搜集材料時，“作木廚十枚，每廚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序”。該書自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進。淳熙十年，重編定為九百八十卷，並上《舉要》六十八卷，《修換事總目》十卷，《總目》五卷，總計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後曆時四十年。
近代治宋史者對該書史料價值評價甚高，《長編》記述詳贍，史料豐富，為研究遼、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九百八十卷本，久已亡佚，今本係清編《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厘為五百二十卷，其中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三月，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七月至紹聖四年（1097）三月，元符三年（1100）二月至十二月以及宋徽宗、宋欽宗兩朝記事。1979年，中華書局開始分冊出版《續資治通鑒長編》點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為底本，用遼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本和文津閣本對校，改正了不少錯訛。
《東都事略》
紀傳體北宋史。南宋孝宗時王稱（以前曾長期誤作“王偁”）撰。因為北宋建都開封（今屬河南），稱東京，故書名《東都事略》。全書一百三十卷，起自宋太祖趙匡胤，終於宋欽宗趙桓，計帝紀十二卷，為各代帝王在位時的大事記；世家五卷，記敘後妃和宗室；列傳一百零五卷，載各種人物共六百九十七人事跡；附錄八卷，列舉遼、金、夏、西蕃、交阯的情況，沒有表和誌。
王稱的父親王嚐曾在南宋紹興年間做過實錄修撰官，王稱繼承父業，根據國史、實錄，還采用了野史的資料，寫成該書。雖然它的內容頗顯單薄，但是敘事簡明扼要，有些內容為《宋史》所無，或可糾正《宋史》的失誤，可與《宋史》互相補充，為研究宋史不可缺少的資料。清乾隆刊本是該書較好的版本。
《三朝北盟會編》
宋代史學名著。二百五十卷。作者徐夢莘（1126～1207），江西清江人。二十九歲舉進士，一生大部分時間居家著述，至紹熙五年（1194）六十九歲時才撰成《三朝北盟會編》一書。“三朝”，指宋徽宗趙佶、宋欽宗趙桓、宋高宗趙構三朝。該書彙集了三朝有關宋金和戰的多方麵史料，按年月日標出事目，加以編排，故稱為“北盟會編”。宋金和戰是北宋末南宋年間頭等大事，宋人據親身經曆或所聞所見記錄成書者，不下數百家。但“各說異同，事有疑信”。因此，徐夢莘將各家所記，以及這一時期的詔敕、製誥、書疏、奏議、傳記、行實、碑誌、文集、雜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並蓄，對記述的異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書成之後，慶元二年（1196）實錄院取進，作為編修《高宗實錄》的參考。其所引用的資料也因史館缺少，錄進了一百多種。為此，宋廷特除徐夢莘為直秘閣。此後，徐夢莘又繼續編纂了《北盟集補》五十卷，但早已失傳。由於徐夢莘痛感“靖康之禍”，靖康史事也就成為該書的一個重點。該書自政和七年（1117）宋遣使與金訂“海上之盟”開始，至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顏亮被殺，次年宋金恢複和議止，共書四十五年事。靖康為時不過一年半，卻占丁七十五卷，幾乎占全書的三分之一，而且敘事亦極細致。作者通過大量事實和細致的敘述，以揭示自“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禍”的原委終始。《三朝北盟會編》征引的文獻材料達二百多種，而且所引用的全錄原文，因此保存了文獻材料的原貌。這種引用方法，在過去編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見的。該書征引的史料，有許多後來散失，賴該書得以保存，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冊，諸如《建炎通問錄》《順昌破賊錄》《靖康小雅》《偽齊錄》等，多與《會編》所載文字相同，當係從該書輯錄出來的。《三朝北盟會編》史料豐富，記述詳贍，為研究遼、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該書長期僅有抄本流傳，竄改甚多。現存通行本，有光緒四年（1878）袁祖安的活字排印本，光緒三十四年許涵度的校刊本。許本較勝於袁本，但錯誤仍不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宋代史學名著。分甲集、乙集各二十卷。作者李心傳，四川井研人，曾纂修宋代《十三朝會要》，特別熟悉當代的史事和典章製度。宋寧宗嘉泰二年（1202），寫成《朝野雜記》甲集。他在序言裏說：“每念渡江以來，記載未備，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將之行事，猶鬱而未彰；至於七十年間兵戎、財賦之源流，禮樂製度之因革，有司之傳，往往失墜，甚可惜也。乃輯建炎至今朝野所聞之事，凡有涉一時之利害與諸人之得失者，專門著錄，起丁未（建炎元年，1127），迄壬戌（嘉泰二年），以類相從，凡六百有五事。”嘉定九年（1216），又完成了《朝野雜記》乙集。乙集仍按甲集的規模和精神，分門別類，續記朝野諸事。不僅補充了甲集的缺載，而且自嘉泰二年以後的史事亦加搜集彙總，其中有至嘉定七年的。該書將南宋初年以來的事跡，分門編類，甲集分上德、郊廟、典禮、製作、朝事、時事、雜事、故事、官製、取士、財賦、兵馬、邊防十三門，乙集少郊廟一門，為十二門。作者雖以雜記為名，但其體例“實同會要”，因而與作者的另一部編年體的著作《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互為經緯，互相補充。作者推崇道學，故在兩集中載有《道學興廢》和朱熹的事跡。又作者為四川人，所記四川史事甚為翔實。作者廣采博錄，也間或有失實的地方。該書是研究宋代特別是南宋的不可缺少的參考書。有清光緒刊本傳世。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
宋代記述宋高宗趙構一朝時事的編年史書。二百卷。作者李心傳（1167～1240），字微之，四川井研人。十四五歲時，隨其父李舜臣居於臨安（今浙江杭州）。時舜臣任宗正寺主簿，故心傳得有機會閱讀官藏的當代史書，引起研究當代史的興趣。三十歲考進士不第，從此絕意於科舉，專心從事史學研究。經多年努力，編成《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一書，記述了建炎元年（1127）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的史事。高宗一代曾有大量的時事記載，由於這些記載的見聞、詳略、政見不同，對人物的評論也有所不同，故事多歧互，眾說紛紜。李心傳以《高宗日曆》、《中興會要》等官書為基礎，參考其他官書，以及一百多種私家記載、文集、傳記、行狀、碑銘等，進行了細致的考訂，采用了他認為是可信的，辨別了他認為不可信的，並一一注明。對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載的，也另加注明，但因作者撰寫該書適在秦檜、秦熺父子恣意篡改官史之後，《要錄》便不免因襲舊章，承其謬誤。《要錄》編纂多仿照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體例，書名《要錄》，又是摘要而記，這與《長編》所定寧繁毋略的原則多少有所不同。該書堪稱《長編》的繼續，把李心傳同李燾並稱，也是當之無愧的。《要錄》一書，包括宋高宗一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敘述，也記錄了金太宗完顏晟、金熙宗完顏亶、金海陵王完顏亮三代的史事，為研究宋、金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該書可與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互為補充，前者有較為全麵的敘述，後者則保存了較多的原始記述。有此兩書，對高宗一代史實可以得到較清晰的了解。《要錄》有清《四庫全書》本、光緒仁壽蕭氏刻本和廣雅書局刻本傳世。
《文獻通考》
從上古到宋寧宗時的典章製度通史。簡稱《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作者馬端臨（1254～1323），字貴與，饒州樂平（今屬江西）人，南宋末年丞相馬廷鸞之子。馬廷鸞曾任南宋國史院編修官與實錄院檢討官，博學多才，藏書甚富。馬端臨受父親的影響，並且接觸到很多的資料，約從三十歲時開始，用二十多年的時間，撰成該書。
唐朝杜佑編撰的《通典》，也是一部典章製度史，但所分門類失之太寬。馬端臨在《通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和補充。把《通考》分為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係、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二十四門，各門再分子目，製度史的體例更加細密完備。其中經籍、帝係、封建、象緯、物異五門，是作者的新創。《通考》取材極為廣泛，除了各朝正史、曆代會要、《資治通鑒》等史書外，還采用了私家著述的史書、傳記等有關典章製度的記載。這些史籍記載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敘事中還引用了很多當時臣僚的奏疏和學士名流的議論。這些奏疏、議論就是所謂“獻”。“獻”的意思是“賢者”。因為作者企圖通過這些資料，對各項典章製度進行融會貫通、原始要終的研究，故取名為《文獻通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