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扯到陳納德遺囑認證以及產業等法律問題得就近處理，將軍老友葛柯倫建議她在華盛頓住下。跟隨將軍多年的兩位女秘書多琳和希爾太太也都在華盛頓工作，她們向她伸出友誼之手。
美國對於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這是她丈夫出生、成長和埋葬的地方，也會是她最後的歸宿地。她相信這片土地還有一個屬於她的奇跡，就像她丈夫當年在中國所做到的。
陳香梅記起丈夫讀林肯傳記後感歎：“一個人在成功以後，他所向往的不是功名富貴，而是此時那種無拘無束的、有苦難也有歡笑的日子。這是千古不變的定律。”
陳納德在世時，他們每每到華盛頓，總是下榻維拉旅館800號套房。這家旅館位於第14街和賓夕法尼亞大道的街角，離白宮隻有一箭之地。這裏是早年美國曆任總統之家，住進這裏不僅有曆史感，而且有榮耀感。旅館總經理很崇敬陳納德，願意以每月1200美元的優惠價格繼續出租給她們，但她婉拒了。房租尚可支付，套房沒有廚房，旅館用膳費真可謂觸目驚心，她沒必要打腫臉充胖子，現實的國度，她現實得毫不含糊。
她選擇了華府西北馬薩諸塞大道400號，一座14層樓的極不起眼的紅磚公寓作棲身之地，她租下兩間臥室，母女仨擠挨一塊，月租隻要375美元。最要緊的是，街對麵是天主教區的附屬小學，兩個女兒都剛上小學。
經過一番激烈的深思熟慮，她執拗地以為，國學功底決不會在美國社會一無所用，她不想也不能改變自己。
恰逢喬治城大學語言係在著手一項新的研究：將各種語言的教科書用機器翻譯成英文。她看中了這份工作，同時申請這份工作的另有5名男子，她毫不氣餒擊敗了競爭者，實力與幸運兼備地被錄取了。她是中國學者，出過幾部書的中國作家，二戰中的中國記者，她的資曆會讓很多競爭對手汗顏。
白天的陳香梅忙於翻譯研究，晚上教中文，另選修英文演講。她是職業女性，完全像個美式獨立女人，她獨立照顧一雙女兒，盡母親的職責。
試想在一個三口之家，父母白天上班，都忙得照顧不過來一個孩子，必須要請出祖父母、外祖父母輪流值班，一個單身母親要帶好兩個女兒，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美國人重視家庭，平時也有很多社交活動，為了融入這個環境，她連陪女兒逛街的時間都沒有，就像人們通常所說的：美國女人沒有空閑。
是的，她還是個絕望主婦，隻是少了“主夫”。
越艱難的路，越到最後才感到成就越大，不逼自己一下，永遠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到多好。陳香梅的性格中糅合了剛性，也許是早已有之，也許是丈夫對她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喬治亞城大學找了份工作，做一個小部門的主管。副手是一個白人，男性，當時隻有一個停車位。學校沒有給我，而給了我的副手。當時美國正值總統大選，民主黨、共和黨都在爭取少數民族的支持。兩個黨派都來邀我入黨。陳香梅說，誰能夠把車位給我拿回來，我就加入哪個黨。最後，共和黨首先幫我搶到了車位，所以我就加入了共和黨。”喬治亞城大學是她從車位之爭開始的，陳香梅開始躋身美國政界、商界。
兩彎高飛的眉毛，驚悚地直飛上雲霄，仿佛武則天時代的妝容。這是麵逆風招展的明誌，陳香梅的眼角眉梢，是飛揚不羈，她的天空之下，精彩依舊。
社交女皇
1958年7月27日，陳納德將軍去世。
盡管隻有短短10年婚姻，陳香梅說：“和陳納德相愛的10年，是我們都深愛對方的10年。我再也不會結婚，可是我有自己的感情生活，因為生活有很多樂趣。”
1980年，與郝福滿（IrvingKaufman）開始新感情時，陳香梅表現得毫不避忌。她認為，生活還要繼續，還有很多樂趣。
她打造了一段自己的傳奇，當她成為一個單親母親後，在她不願意投靠親戚後，她並不相信女人就該認命順從地生活。
生活不會真的就此拐入死角，沒有轉換的一刻，除了兩個可愛的女兒，她還有她至今沒有放棄的夢想，她必須要將這一切都記錄下來，她要記錄她的整個故事。
陳納德去世後，她白天在喬治城大學忙碌，深夜挑燈疾書，整整一年的耕耘，她寫完了《一千個春天》，在自序中陳香梅寫道：
它是一本日記，有多少頁被失落了，多少頁被遺忘了；然而，它響徹了一個女人的歡笑與悲哀。這個女人為愛曾獻出她的一顆慧心，整個靈魂，並深知她已獲有愛的報償。
1962年的暮春，美國紐約和中國台灣分別以英文和中文出版了傳記文學《一千個春天》。愛情、烽火連天的大背景，纏綿悱惻的生死戀，立刻引起讀者的關注和喜愛，成為當年最受歡迎的暢銷書，一年之內，就銷了22版。
《一千個春天》，是陳香梅自傳中最難忘的一段。學者林語堂為書作序，讚歎：“它是少數珍貴書籍中的一本。”“是片斷的回憶，是生活的瑣事，有溫暖、有感情、有柔情，是他們偉大永恒的戀愛生活史。在它樸實和珍愛家庭瑣事的憶念藝術中，它使人想到那本不朽的名著《浮生六記》，那也是一個永恒不變的愛情故事，是一位平凡的中國讀書人，在他妻子死後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