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競蓉
3月10日 上午9時，克伯屈偕夫人抵達上海。（1927年3月10日《申報》）
1926年春，由陶行知任主任幹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向克伯屈發出了講學邀請，一向對中國留學生極親切的克伯屈欣然應允。1926年8月，克伯屈赴歐洲講學，途經印度來華。當克伯屈偕夫人抵達香港後，由中華教育改進社委托河南中州大學校長張幼山與改進社學術部主任淩冰前往迎接，並陪同克氏夫婦北上。（1926年12月18日、1927年3月11日《申報》）
是日上午，中華教育改進社及上海教育界代表朱經農、程其保等人親赴浦東碼頭歡迎。上岸後下榻彙中旅館。
下午，訪美國領事。3時半訪其舊日學生、時任滬江大學教務長的範氏（為美國人）。經範氏邀請，次日改住滬江大學。
晚上7時半，上海教育界公宴克伯屈夫婦於銀行公會，赴會者有俞慶棠、劉湛恩、朱少屏、歐元懷、殷芝齡、高君珊、程時煃、鄭通和等20餘人，由程其保主持。克伯屈即席發表長篇演講。他說：“中國印度近百年之作為，於世界曆史與文化，有絕大之關係，故餘對於此二國之政治與社會，有特殊之興味。此兩國變遷之速度，實屬可驚。在此時期內，如何可使教育盡其功用，此餘等所願研究者也。餘在中國為學習一切，非指導。……餘對於中國人之誌願，餘深望新中國速即統一，餘尤信中國人民能合作而趨於統一之途。餘對於中國教育所望者，為捐除私見與傾軋，而通力合作也。”又說：“餘見中國教師，在課堂內，自己演講，而不與學生以講話之機會，初等小學校內，亦有此種情形，以餘個人意見，此宜改良者也。”（1927年3月11日《申報》）
14日 11時半參加在博物院路上海市青年協會會所舉行的招待會，由該會會長餘日章主持。克伯屈發表演說，述其畢生教育之宗旨：①在鞏固世界文化之基礎，②在發現能達此目的之教育方法，並認為中國各種問題之解決，實與世界各國有關，中國教育問題解決，亦足以影響全世界。故中西文化有速謀融合的必要。他演講完後，與會者自由發問討論，十二時半散會。（1927年3月15日《申報》）
15日 上午10時，由寰球中國學生會會長朱少屏、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查良釗、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胡叔異等人陪同，前往法租界吳氏兄弟小學參觀，11時參觀上海縣立第三小學。
下午3時，在西藏路寧波同鄉會，對上海各大學學生、教職員共千餘人舉行公開講演，講題為“適應變的文化之教育”（education for changing civilization），由淩冰翻譯。克伯屈講：“文化是要變的，不過我們要注意，用什麼教育可適應變的文化。我因為知道東方文化極少，故用西方文化來證明文化變化之原因。文化變化之大原因，在‘經過實驗理想’之發達，及此種實驗理想之應用於文化上，哲學家之思想雖精密，但未經實驗，故‘經過實驗的’一語，最為重要。近三百年來，感覺實驗思想之重要，此乃思想變化之最大者。”又說，“新教育之責任，在乎教青年如何解決日新的問題。變既為普遍之現象，而教育上由此而生之問題，第一是捐除成見，否則在此變的文化中，必無適應之能力。第二，則須養成批評之正當態度，但須有秩序有步驟，否則破壞之力反大，社會既變矣，又須養成對於社會之正當觀念。”（1927年3月16日《申報》）
16日 上午9時，赴尚公學校、閘北留公小學參觀設計教育，並參觀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等機構。
下午2時，在博物院路20號青年協會二樓，舉行係統講演，講題為“學習是什麼及學習怎樣發生”。克伯屈說：“學習與生活有密切關係，故餘對於學習之定義如此：學習者，行為變成習慣之過程也。”他詳細論述了關於學習的三條原則：練習律、效果律、聯想律，指出：“除了主要學習以外，還有附帶學習；有時附帶學習比主要學習還要重要。我們要發達中國教育，必定將學校的課程都建築在這許多的學習原則上，才算是理想的教育。”演講完後，與會人員提出問題並進行了討論。（1927年3月17日《申報》，1927年5月《教育雜誌》第19卷第5號）
17日 上午由複旦大學校長李登輝、寰球中國學生會會長朱少屏等人陪同參觀複旦大學，對該校心理學院設備完全，頗多稱許，並在該校演講。
下午2時，在博物院路20號5樓，舉行大學教育討論會。會議由歐元懷主持，參加者為上海各大學教授與學生共30餘人。會議主要討論了當時高等教育中的一些熱點問題，如：大學中的政黨組織、國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大學教學法、學校行政、學潮及大學導師製等，克伯屈一一詳細作答。他反對以政黨政治的原則作為教育實施的準則，“因為我們不能叫學生對政治的趨向，一定如何去做，應該教導學生自由去批評一切政治上的善惡，使他們自動地去留意社會上各種問題”。對於大學生應否參與學校行政的問題，克伯屈認為，師生合作，可以增進教育上效能。學生派代表參與學校行政是有益的。他還指出，大學教學不能專教學生念課本、翻講義以及勤勉地記筆記，認為這是一種被動的死的教學法。克伯屈主張無論什麼科目的教學，教師應多提各種問題，同時要求學生盡量想出各種問題，多去搜集參考書，引導他們討論、辯論、參觀、調查，找出正確的解決方案，他認為這才是自動的活的教學法。（1927年3月18日《申報》）
18日 上午應浦東中學校長之請，於9時赴該校參觀，並作簡短演講。克伯屈以該校校訓“克己合作”四字中之“克己”二字作契，繼謂青年做任何事，首須勇敢，抱定“必成”的決心。下午2時則仍在博物院路20號作第二次係統講演，題為“意誌怎樣影響學習”。由程其保主持。克伯屈在演講中指出：“我們要養小孩之好心向，有數事須注意：（一）須此事甚易為，勿使其心向困難。（二）使小孩全副精神努力於此事。使兒童努力，切勿出之以恐嚇或不客氣之態度；否則，兒童欲反對此事。（三）勿使此事之困難，為兒童之力所不能勝者。”（1927年3月19日《申報》）
19日 上午應上海市各小學校之聯合邀請赴西成學校舉行公開演講。下午二時，則仍在青年協會舉行中學教育之討論會，參加討論會的有中外教育界人士共50餘人，其中仍包括淩冰、朱經農、俞慶棠、查良釗、唐慶詒等人，會議由沈信卿主持。會上主要討論了教育界事先擬定的八個問題，包括：中學是否適宜采用道爾頓製；中學訓育應采何種方針；初級中學應否采用分科製；中學采行男女同校和男女分校製，二者孰收較大之教育效率；全體中學生均須選習代數幾何三角的規定是否適宜；大學入學考試要求各科新生均須應試上述各門數學的規定是否適當；中學職業科與普通科應如何辦理；哥大師院附屬林肯學校初中部教學改革實驗結果如何，中國初中能否仿效及中學師資培養問題等。克伯屈認為道爾頓製雖為美國學者所提倡，但不能代表美國教育界之思想與實行狀況。在對道爾頓製的內容作簡要分析後，他表示其個人不讚成此製，其理由有三：一是預先規定課程，恐非最好之編製法；二是教育上之目標與原則，非僅使學生準備考試，故此製不妥；三是廢除上課時間，非適宜之道，與教育原則亦相違背。又指出中國初中能否開設職業課程，應根據實際，他說：“初中畢業即須就業之學生，自應養成有謀生之能力，但同時亦不可缺乏公民訓練使其成為良好之公民。”他認為在中國現狀下，應使學生在校時能作職業準備，對於中途輟學的學生，在社會上亦應有接受補習教育的機會。（1927年3月20日《申報》）
晚上7時出席上海教育界在一品香舉行的公宴。席間克伯屈演說，講道：“餘至中國，受各地之歡迎，今晚公宴，亦即歡迎之表示，篆感肺腑，餘來中國得益匪淺，國內情狀，茲可明瞭，餘以不能常寓中國，直接助諸君解決一切疑難問題，然歸國時當特別注意，吾班上之中國學生，授以新方法，解決中國問題，邇來適值軍興時代，此亦餘之特殊機會，據餘觀察中國之劇變狀態，但望軍興以後，政治早日澄清，而教育亦隨之發展，要知解決中國幾年來不能解決之事，全恃諸君，故諸君之責任重，工作苦，非繼續奮發，不足以挽狂瀾，餘甚望諸君之努力也。” （1927年3月20日《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