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天津《直報》連續發表了嚴複的《原強》等4篇宣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章，強烈地震動了思想界。《原強》向國人係統地介紹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斯賓塞的社會進化理論，並根據他們的社會學說提出了自己的救國主張。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取決於它的民力、民智、民德的高下”，要救亡圖強，可以走漸變之路，“培其根本，衛其成長”。具體辦法有三：一是“鼓民力”，即禁鴉片纏足，提高國民體質；二是“開民智”，即廢除八股製度，提倡西學；三是“新民德”，即創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政治。其中“開民智”就是最早的“教育救國論”了。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在維新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下，嚴複會同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辦起了《國聞報》，向國人介紹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他親自寫了23篇社論，鼓吹資產階級民權思想。直至《天演論》的正式出版，給戊戌維新運動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嚴複沒有直接加入康、梁等人的維新政治活動，他在戊戌維新運動中的主要功績是啟蒙宣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直報》上發表的《辟韓》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最猛烈攻擊封建專製政治，提倡資產階級民權思想的文字，被人譽為“類似盧梭《民約論》”。這篇文章在思想上超越了其他維新派，思想界曾為之一震。第二年，洋務派張之洞在《時務報》上看到轉載後，怒形於色，立即命人寫文章反駁，並準備對嚴複進行迫害，後經別人勸說才未下手。
當時，梁啟超在《時務報》上鼓吹民權，嚴複看後對梁啟超說：“西方各國實行民主，是因為遠在古希臘、羅馬時已有民主胚胎，我以為，中國是個沒有民主胚胎的專行君政之國，雖演之億萬年，不能由君而入民。”
戊戌變法前，他在一篇文章中說：“夫君權之重輕，與民智之淺深為比例，論者動言中國宜減君權、興議院，嗟乎，以今日民智未開之中國，而欲效泰西君民並王之這美治，是大亂之道也。”嚴複的這些言論，一方麵說明他這個口頭革命派，在政治上是個褪了色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從另一方麵可以看出，他把“開民智”，普遍提高國民素質，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來看。
戊戌維新運動失敗之後，嚴複把自己的心血全力傾注在傳播“西學”和從事教育事業方麵。他翻譯和介紹的西方資產階級經典著作還有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代表作《原富》，英國著名社會學家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社會學原理》），英國資產階級思想家、哲學家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論自由》），法國著名學者孟德斯鳩的《法意》（《論法的精神》）等多種。他苦心孤詣地撰述了大量譯著的目的仍在於傳播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術思想，繼續宣揚西學救國，宣揚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這些譯著不斷地發揮著啟蒙作用，在五四運動前的思想界，占有顯著的地位。
作為一個教育救國論者，嚴複從26歲任福州船政學堂教習起到59歲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校長）期間主要從事教育工作，以後又擔任過複旦公學和安徽高等學堂的校長，在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跡。他投身於教育事業，都是基於“開民智”和後來提出的“愈愚”（治療愚昧）這樣一種認識，他把教育看作是“強國根本”。後來，孫中山與他麵晤談及救國之道時，他仍把教育放在首位，說：“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
嚴複認為，要自強救國，就要興辦新式學校，培養資產階級的新人，提倡“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觀點，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就是他首先提出來的。
嚴複根據西方的教育製度為中國設計了新的教育體係。他較早地提出了教育要分三階段進行，即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以及專門學堂和出洋留學等教育體製。
嚴複很重視家庭教育，提倡“言教不如身教”。同時也十分重視婦女教育。他聽到上海創辦女學堂的消息，十分讚賞，他認為這是中國婦女擺脫封建禮教束縛，自強自主的開始；婦女自強自立之日，就是中國轉弱為強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