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徐州的石頭
徐州的朋友問我，你對徐州的什麼東西印象最深？我想了想說：“徐州產鐵也產煤，又曾以善鑄刀劍名世。給我的印象最深的卻是許多石頭。”先前登雲龍山觸目皆是牌坊、墓碑。讚頌、表彰的底細如何，未去深究；我看的是民間石雕藝術家的創作，造型各異，其中頗有使人流連的。“文革”時一掃而光了。一九六二年江蘇省美術館舉行書法展覽，有位負責同誌來看，館中人員請他對書寫內容作指示。此公心裏當然有數，哪會有人寫了反革命詩文送來示眾的？所以，答道：“人家來看書法的，誰關心你的詩文？”這話說得真可謂明智。若是人人皆能如此，縱有“文革”，也可以省掉許多事了。
徐州的漢畫像石，當然更要看。到了徐州博物館漢畫像石室，真像到了西安碑林，每塊都值得用放大鏡慢慢移動著看過去。我有一本五十年代印行的畫冊。說句笑話有些像陰曆三十半夜的一片黑森林，印得實在不怎麼好，遇到原石就想看得稍稍仔細一點。雖然到過不隻一次，總是看未過半，鈴聲就催客了。雖然我是難得一到，但人家總要下班吃飯，隻得快走。看來，最好事先得些指點，哪幾塊需精讀，其餘瀏覽一過就行，免得每次都抱憾離開。
但也有想看已不可能再看到的石頭，那是有人想乘人倒黴大撈一票的原故，世間事真是奧妙無窮。我說的是蘇東坡任徐州太守，帶領軍民堵水保城。事畢，在南城牆頭建黃樓慰勞生者、紀念死者。在他，當然不會無文，於是作文刻碑，意在垂範後人。他一生“毒草”孽茂竟至俯拾即是，一旦被人揭發，這塊石頭，也就身填溝壑。但不久來了一位用現在的話說是極富商業意識的太守，命令將碑挖出，日夜捶拓到了恰當的數目，又恍然驚悟，說是朝廷並未有旨解除蘇碑的禁令。忙又命人將碑砸爛，而將拓本藏起，東坡在徐州的詩文，還沒有編存。流傳民間的，此時也已經沒入官裏。所以砸爛別人，也就使自己浮上成為奇貨了，此公可說精通市場規律，不像一般的紅衛兵砸了別人，禍延自己。
每次乘車北上、南下過徐州時，我都要倚窗搜尋淮海戰役烈士紀念碑，使我抱憾，它總是處在我俯視的位置上，難以仰望它的雄姿。“文革”前一年，我與曾傳炬還有已故畫家金誌遠同去徐州，專程出城致敬。碰巧路遇吳奔星教授。得到他的熱心指點後，埋頭趕路，不料卻走上座小山頭，看到山頂有座約高三公尺的巨碑，近前一看，原來文與字皆出張二水之手，這倒是難遇的事。記得碑文說，他由京回閩過徐州，有個侄子在徐州做官，詩酒酬答，大大熱鬧了一番，於是他那支為魏忠賢生祠寫碑的筆，又在徐州舞弄起來，書碑記盛。我不記得此碑是哪一年寫的了。這次南歸，是在奔走魏閹門下，位居大學士的時候，還是樹倒猢猻散，被貶為民铩羽回鄉了，其實就是狗形畢露，在明末那個時代，誰能保證這些鑽營能手今天下台，明天就不能搖身一變，高視闊步又是當朝一品呢？稍後於他的阮大铖不是如此嗎？忠奸顛倒，所以區區徐州地方官對他伺奉唯謹，也不是奇怪的事。這且不去管他，我有興趣的是他的字。明末書家有邢、張、米、董的名目。其中董其昌，在當時儼然有領袖藝壇的聲勢，甚至數百年不衰。他的字初看秀澹，褪盡火氣，可是仔細端詳，步步不出前人範圍，追隨他的人，規行矩步，更少天趣，例如康熙皇帝。張二水則不然，富有個性一反時俗，方折揮掃，筆斷而意連，雄健之氣底於終篇。雖然稍嫌不夠含蓄，卻使人有盡去胸中塊壘的痛快之感。碑是楷書，酣肆的氣勢總是一致的。有人說書畫如人，這話實在不能說得絕對，這條規律用在顏真卿、蘇東坡等人的身上是準確的。但世上表裏一致的人是不多的。奸徒被錯當為賢哲，就屢見不鮮。所以不一致，有的因為作偽，有的人倒並非偽。就說董、張，做人卑汙，董居鄉橫暴，張為官狡猾，與他們的書法的風格，正好相反。要說他們每當寫字時，就聚精會神丟掉本身，換上另一個人來，而且掉換得那麼高明，實在難以使人信服。我們隻能認為：精神狀態表現為藝術成品時有一個極為複雜、曲折的過程，論藝知人，實在不怎麼簡單的。再說個與東坡有關的人，《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在中國科技史上占有令人刮目的一席地。鎮江市已經將他的故居恢複起來供人瞻仰，因為他在學術上的貢獻，可不能說錯。但此公的為人，也實在有讓人不屑一顧之處。例如他也向皇帝打過蘇東坡的小報告。他到杭州，麵懇東坡“手錄近詩一通”，得手回京後立即“簽帖以進”，說是“詞皆怨懟”。這說明同這樣的人交往千萬馬虎不得；但我們決不能因此抹煞沈括在中國科技事業上發現、發展的功勞。所以我也認為不能因人廢藝，欣賞藝術更不必刻舟求劍地與人聯係起來定優劣的。“文革”後再到徐州，聽說這塊碑也失蹤了。當不會是蘇碑奇遇的重演吧？蘇東坡流芳猶在人口，張二水遺臭，卻已被時光衝沒了。張二水在二十世紀的粉身碎骨，係無意中得之，不過是池魚之殃。若說人以群分，則一時狐假虎威者，不正是這書法家一派傳下的人物嗎？
我與曾、金兩位那天是走到了淮海戰役紀念館的。我們一步步跨上矗在麵前的石階，再仰觀壯實屹立的石碑，突然感到這塊塊磐石，原是人民大眾為求解放的充滿天地的磅礴氣概凝固而成的。我們的曆史是以這些磐石為基礎的。當然，徐州的石頭，有解放軍官兵發動群眾的石頭，有太守蘇東坡一類人的石頭。打天下、安天下都得有無私的人，他們都是重如泰山的。
一九八八年春為《徐州日報》作
紙牌裏的神仙與強盜
我不會打牌，卻喜歡我們南通抗戰前製的紙牌。它身骨挺括、疏眉朗目，清素的風格中稍點紅彩，又使人有一種豐神樸茂的感覺。在牌的正麵上端堂而皇之亮相的，有八仙、唐僧師徒等等。年幼時就有興趣的是呂洞賓，半個中國有他駐足度人的傳說，我的故鄉，海陬小鎮，也盛稱他到過，且有四次之多；雖然總有喜歡煞風景的學者，硬是用力考證，說是姓呂的實是呂夷簡，是宰相一類的大人物曾在這一帶做過官，學者們覺得把這個故事落實在他的身上，對於這個小鎮就大有麵子了。但我對呂洞賓總感到親切，因為覺得他超度凡人為仙的標準不高，使平實向善的人，也覺得有個奔頭。不必硬著頭麵去演“彩衣娛親”一類的小品，比“二十四孝”裏的那些孝子要好辦得多。當時我也曾想，他若第五次下凡，被我碰上，則白日飛升對於我，可能也是極大的。後來又聽到“三戲白牡丹”的故事。原來，做仙家並不需要掩飾人的本色，成神同時可以為人。與和尚中的濟公，雖然用世之心頗有區別，但平平常常生活在群眾中則是相同的，有這麼多的民間故事說他、這麼多的戲演他、這麼多的小說寫他，還有壁上的連環畫畫他，原因就在這裏吧。
我有一位長輩老太太，皈依淨土宗，不愁吃穿整天口誦佛號不止。因為據說隻要念足多少萬次，就可以立地成佛的，那就比投靠呂洞賓還要容易。其實念佛者雖然喋喋不休，離開蒲團以後是否仍能仁慈為懷，也難說得很。至於阿彌陀佛也隻要能始終堅持微笑狀不泄漏一絲一毫不合規範的念頭也就合格。兩者間並無精神上真誠的溝通的。說宗教是麻醉劑，恐怕隻是一個宗教的原始狀態。日久頑生，嘴裏阿彌陀佛，心裏害人利已，許多人早已習慣了。那麼這口是心非騙得過阿彌陀佛嗎？記得歐陽予倩先生早說過：“整天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覺得心煩嗎？”歐陽老這話初聽似乎很有道理，其實是種誤解。天上地下難道有誰不喜歡別人奉承的嗎？奉承是收下的，但誰見過他下凡來救苦救難了？所以，我覺得還是呂洞賓比較有吸引力。沒聽說他要人高呼萬歲，且還能輕裝簡從到處跑跑，幫助解決一些具體問題。全真教把他拉入他們的道統以廣招徠，實在是很具識見的，他是北京白雲觀中的主角之一。
汪曾祺同誌曾說八仙是個雜湊而成的班子，不錯。就說曹國舅曹佾吧，置身其中就像個逢場作戲的票友。此人乃曹彬的孫子、宋仁宗趙禎的小舅子。身處政爭激烈的朝廷，到處敷衍，兩不得罪，時論認為他為人平和，與世無爭。其實他對危機當前，對關係國家前途的爭論，袖手旁觀，以為風平自然浪靜，隻要滿朝一團和氣就是聖君賢臣的治平盛世了。也可見做官，隻管關門享福，老百姓不至於擔驚受怕，上下都能混個眼前太平。曹佾如此為民父母，大家自然擁護參加八仙的隊伍。混、糊，這正是我們這個民族性格在消極一麵的表現。
再說紙牌裏的強盜。在明朝馬吊牌時期，本全是強盜的天下，計有呼保義宋江等二十人像。中國的封建統治者相信“讖”這玩意兒，常拿它來欺騙別人，有時自己也疑神疑鬼。例如尤西堂、戴名世就認為這紙牌在牌桌上到處飛舞，老百姓時時看到林衝、李逵等等殺貪官、除惡霸、拔刀助弱、劫富濟貧的江湖義士，連對李自成、張獻忠必然去了畏懼之心，多了親切之感。這明朝亡國的責任當然要這紙牌來負擔了。所以到了康、雍、乾三朝，反抗武裝和發牢騷、說冷話的文士或斬盡殺絕或嚇得噤若寒蟬。除惡務盡，大局已定。於是禁馬吊。幾經調整，默和、碰和牌相繼取而代之。除盡強盜空出了位置，就請神仙上場，以此宣揚循規蹈矩過日子，倘若進一步能行善舉、施小惠即可驟登仙籍，永享富貴。這是既得利益的霸主與他們的忠臣、良民們的願望，更因為也可以成為勞動者中弱者的夢中出路。所以，經此一番處理後，大觀園裏的“老祖宗”也可以拉薛姨媽來用它解悶了。但是，這紙牌上的強盜是不是已經斬盡殺絕了呢？沒有。就說這南通紙牌裏，嫌疑犯就有幾個，躲藏在正麵下半截的框框裏。先說光頭上有戒疤的那位很可能是花和尚，在馬吊牌中本就有他，在“十字”門中。比較有把握的是“八萬”裏的那個人物：頭側向一邊，腳邊橫置一小人頭。嘉靖時人潘之恒在其所著的《葉子譜》中解釋“十字”門中的“百萬”說：“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馘人首為雙頭，而自側弁，呼曰‘百歪頭’是也。”戴名世則另有說法：“有曰百子者，畫一人提人頭，而署曰阮小二。”不同的是南通紙牌上割來的人頭是放在腳邊的。總之姓阮，因為戴名世說“為（阮）大铖殺人之讖”。更值得注意的是“紅花”這張牌。“紅花”在有些地方稱為“全無”即“空文”。看來這“紅花”是從“尊空沒文”演化來的。《葉子譜》對“尊空沒文”的解釋中說及“其形全體，而矮足黑靴，或題曰‘矮腳虎’。”南通紙牌“紅花”裏也有一個人無腿、有腳、著黑靴。那麼，是否即是“矮腳虎”呢？我有沛縣紙牌兩種，第一種其中有一人物，半身，明明白白上寫王英兩字。明標姓名還留著明代葉子的格式。第二種有一牌上麵的人像無姓名，當地人則呼他為王英。不知能否說，明標姓名的牌猶是馬吊的劫遺，而無姓名卻為人們念念不忘其為王英者，則說明了清朝雖嚴禁在案，不僅人仍在，姓名也還口碑相傳於世。由此也就證明了南通紙牌中的無腿人物，乃是梁山中丟盡臉皮的好色之徒、矮腳虎王英是也。這王英並非可敬、可佩、可愛的角色，隻因為他曾在忠義堂上有過位置，群眾仍視他為同類，將他“窩藏”至今，也就同給捧了上千年的曹佾，含含糊糊兼收並蓄。這二位一類人物所以仍得在紙牌上瓜瓞綿綿、不絕如縷者，我認為原因在於弱者受壓過甚，稍得透口氣。明知眉毛胡子一把抓，隻要能將這日子混下去就行。
一九八八年春於南京
八十年代因為某民俗學會的需要，寫過兩篇詳略不等的《南通紙牌和牌兒經》的所謂論文，供內部傳閱參考。後來又因《北京文學》的約稿，寫了這篇短文。文中認為曹佾是個圓滑的官僚。近來想想又稍稍翻書，覺得此論偏苛，因此作了修改。也許自己也修到曹國舅的道行了。章品鎮一九九三年八月附言。
告別青雲巷
要搬家了，住白了頭沒覺得它有一點稱心的地方，待要走時，才感到這地段確有些好處。
一九五二年底到南京，掐指三十五年。搬了六次家，但都在湖南路一帶騰挪。有時以老南京自居，竟然說出跡近《板橋雜記》裏的話頭：當年這裏如何如何……到處是菜園，更有塊塊池塘點綴其間。明麗的陽光照著荷梗蘆叢間的清清漣漪。雖魚蝦久已絕跡，早晚還有養金魚的人來撈紅蟲。夏天陣雨過後，居然傳來了幾聲蛙鼓：呱、呱、呱……
朱元璋自以為雄才大略，他築的都城兜一圈七十裏。哪裏曉得今天的南京人在平麵上擠得冒上了半空。現在還住著的這個院子，當初搬來時它的東邊是塊菜地，雨水灑過，一望皆是碧綠。北鄰有棵大槐樹，伸過半個頭來就已經盤盤如蓋，給我的東窗帶來了稠稠綠陰，加之東南風從傅厚崗滑行而下，夏天的南京雖有火爐之稱，我卻因此而不在乎。還說過一些熟人的笑話：不至於像他們拖著舌頭滴水，眼睛發直，喘息不止。如今這菜地上蓋了一四層一五層兩座宿舍，偏南的一座擋風。老槐樹又因有蟲蛀，給鋸倒了。於是一到六月底，這幢小樓就會暴露在烈日之下，要輪到別人來開我的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