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法書給我的悲喜
這三件法書的作者是兩個半蘇州人。一、葉聖陶。葉老為蘇州人，當不會有異議；二、俞平伯。有人會說他祖籍是德清，居住蘇州時間不長，但他生於蘇州；三、沈從文。由於鍥而不舍的努力，獲得蘇州半子的身份。
得葉老的法書於一九六一年，一下子就是兩幅。以前盡管見過，皆宴請場合，談不到書法。
讓我從稍遠處說起。一九五○年鬆江地區開文代會，我被蘇南文聯派去與會，錢靜人同誌在那裏當宣傳部長（他曾短期做過我的領導），喜氣洋洋地告訴我，那裏文藝工作的新氣象，特別是一首歌，《啥人養活啥人》（葉至誠作詞、葉林作曲）。方言曉暢，曲調宛轉上口。配合土改，風行一時，許多領導同誌最提倡這類作品。我那時也奔忙於此：提出問題，解答問題。群眾唱懂了，跟著照做。有時看到本來整天念“阿彌陀佛”的老太太們口若懸河地唱著編為歌曲的方針、政策，一時竟覺得我們這些人，在革命洪流中，真還能起點作用哩。我看錢那時更是如此，搞出興頭來了，也有了自信，他向我透露：建省後希望做文藝工作。錢這個人在南通時有點小名氣。貌拘謹而實機靈，重處世之道。在學校裏各門功課皆好，包括打網球，因為手長腳長。惟獨不偏愛文藝，與李俊民、吳天石不同。他常笑著批評我：“書生之見。”此言其實並非專用於我。他就是循著正統的好學生這條路走進革命隊伍的。工作按部就班，講話重在有據，在正常的情況下能完成領導上所要求的任務，除非有大把握，決不自作主張：上條陳、提建議。
江蘇建省了，鬆江地區劃歸上海市。他帶了他的“近衛兵團”來省具體負責文藝工作。原來兼管蘇南文聯這一攤子的吳天石從此專業於教育了。這兩人的變動，對江蘇以後近二十年的文藝工作的實質和趨向，其實是起了很大的影響的。當年，我太樂觀了，認為不管誰來，前景總是日益晴朗的，因為我認為：今後將正常踐行“二百方針”的諾言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幼稚夢醒，也曾想過：省文聯建立，若是吳天石來負責（李俊民當時任省文化局長，兩人必然會密切配合），那麼他會關心五七年初出現的一批誌高氣昂、一心快馬加鞭的青年作家，也會與他們有不少共同語言，而將他們團結進他頗有理想的工作計劃裏。那麼“探求者”之類作為“小集團”的禍事就可能避免。但在他的領導下，以他對“二百方針”的熱心和理智的貫徹，走上文藝工作漸進的自由化的道路、保持文藝本質的力量，從戰略的高度對共產主義理想發揮其一份助力，又是必然的趨勢。那麼，五七年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狂潮中，他又將如何呢？我想以他對工作的富有開創精神和為人的善良，有關領導是了解的。也許會給他個網開一麵的機會吧。不久前，同陳椿年閑談起這一情況，他笑著說：“那恐怕就要一鍋端，你也要陪陪我們了！”他究竟與我不同，他多吃了二十年的勞改飯。
錢到任（當時還是蘇南地區）。恰巧“三反”開始，運動結束，人事也就作了調整，原來的中層幹部，隻留了包括我在內的三個人。接著他又物色到幾位得心應手的人，為他管好家務，具體的黨的工作直至日常開支。
於是他專心於重點了，重點何在？“文革”前夕，一位負責同誌告誡說，文藝工作特別要重視兩個方麵：一、文藝期刊；二、帶了自編劇目出省的演出劇團。他們滿天飛，出了事，遮蓋不住。這番話著眼都在個“防”字。錢在那時似乎尚見不及此。隻以為戲劇能集中地追隨政治，效果明顯。《放下你的鞭子》之在號召抗日的熱情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嗎？刊物搞得好有利於團結工作，隻是熱鬧。五六年“二百方針”高唱入雲，省裏決定創刊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刊物，主編施子揚（任何）年長於錢，但長期為錢的副手。他參加過土地革命，坐過牢，有本小說集，得到茅盾和王任叔的關心。現在要他當主編，對於這難且忙的事隻願掛個名，他心在寫作。我們以前一起工作過，私交較好，有話直說。他向我說明，他不管此事，一切由我。錢也找我交代：“錫劇對於我是個全新的工作，省委重視，擔子很重。老施為人，你也熟悉，刊物的事就全在你的身上了。一句話：根據領導上的方針辦，謹慎，小心第一！”他沒有見到刊物是個“才源”。也許他認為來投稿的“才”，不穩妥。
說過，他就去抓重點了。這重點用一句話說，就是將錫劇辦成第二個越劇。使江蘇的文藝工作置身於全國的前列。錢工作上明顯膽小，此時辦此事，大概是在“讓他試試”默許下才有這膽大衝天之舉的。我當時忙於刊物，心無旁騖，隻曉得成立了創作委員會，由葉至誠負責，而葉則專事創作農民土改以後的《走上新路》這個錫劇大戲，葉當時另有兩件喜事，一、與錫劇名演員姚澄結為夫妻，我想這很好，可以幫助葉熟悉錫劇和基層群眾；二、葉先就被選為省級勞動模範了。
有此種種鋪墊，一場以《走上新路》作開場的鑼鼓，敲響了。錢也許想：這是豐富家鄉群眾文藝生活的史無前例的盛事，又由葉至誠出麵在搞，這就必能得到遠在北京的葉聖老的扶持，認為通過葉老這條路正是“終南捷徑”。雲破處晨光耀目，指日可待。
可是“二百方針”這一針的入穴，對各種人的激發，大有不同。我看對於半推半就，忙於《走上新路》的葉至誠與錢靜人這兩人就隔行異效，這是錢認識不到的。錢是個單純的做宣傳工作的幹部。五六年末，我去北京參加全國文藝刊物編輯工作會議，在周揚的報告裏，聽到中宣部已委托巴金、靳以創刊一個《文學季刊》型的大型刊物。這個內容不待我的傳達，已在江蘇許多有誌於文學創作的青年中盛傳，即在南京一省一市就有奇峰兩座，拔地而起：“探求者”與“江南草”。初生之犢氣壯聲宏。錢靜人陡然一驚後，經過深思熟慮，一麵有所部署一麵召開座談會。與會青年情緒熱烈、設想豐富。錢靜人最後卻說：《雨花》已經創刊，邀請大家來乘這輛公共汽車。對於這公共汽車，大家也認為自有其需要，但豈能滿足初生之犢誌在獨辟蹊徑、正準備萬裏之行的宏願的哩？這以後的鼓噪而來結果或掩旗、或流放而罷，就不必說了。我要說的是：在轟轟烈烈中，也有雖竊竊私語卻頗能使人聳耳警覺的傳聞，語言的輕重不在音量，舊例在前，非同小可，也就隻有屏息以待了。
使人忐忑不安的原由是：“探求者”不僅“揭竿而起”且訂立了一個“章程”。這“章程”又被急於“站隊”的人立即直呈北京。不久就聽說這寶貝竟到了康生的手裏，並傳康看過，對其左右說：“聽說這葉至誠是葉聖陶的兒子？嗯、嗯、嗯……”南京也有人說，這“章程”裏有“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話，這話出於《莊子》，豈是如今二十出頭的青年能懂得的？此公卻不知這些小青年是從魯迅的文章裏看來的。總之，都認為其中有人，是否欲呼而出之？得之傳聞的僅僅如此。這在目前，年輕的闖將們可能會說：“看他能做出什幺文章來！”但在五七年“反右”狂潮中，對於臨風而立的人，所感到的份量，就非今日所可想像的了。葉聖老雖“五四”新人物，尚重古道，不知那幾年，曾南回掃墓否？
一九六一年，文藝工作的兩位領導人都下基層去了。我被留著搞所謂重申“二百方針”。對於代表性人物一一登門拜訪，邀請聚會，所好前幾年我似乎還未同人翻臉，也還不太尷尬，隻是嘴腳疲勞而已。一天，吳天石同誌忽來電話，說某日葉老將來南京（葉那時是教育部副部長），問文聯、文化局曉得嗎？我一了解均未得消息。吳說，以前他來，都是副廳長去接，這一次我要去，你和我同去。到時將葉老接到與南京飯店同等規格的福昌飯店，已時近十一點，吳要我約葉至誠、姚澄兩位同來吃飯。葉老一聽忙說：“不能大張旗鼓。”吳說：“就是我們五個人，沒有外人。”吳和我大概都跟著開明書店走過一段讀書的路的。吳在中學教書時，看來曾用《開明活頁文選》當教材，那時我剛剛淘到一本開明的舊書，宋雲彬的曆史小品集《玄武門之變》。席上說起，葉至誠說：“這本書我早丟了。”我說：“你要，給你。你給我的書多。”吳問：“你們常交換書？”我就說了一個情況：似乎是五七年“反右”初入高潮時。我當時的家就在機關裏，忽見一處屋簷下堆著幾麻袋的書，無人過問，聽任風吹雨淋，打開一看，多是作者贈葉老的。我問至誠，那時他已在接受批判，正昏頭昏腦。聽我一說，想起來了，說是不久前從蘇州家中拖來的，忘了。我說我替你收了吧。過了這段時間你拿回去。後來，我交回時，他說：“你要，你拿。”那時書之於他，似乎是另一世界之物了。我想這裏麵必有我久覓不到的寶貝。但不願“趁火打劫”，隻打開一袋，見有畫冊，雖印刷簡陋，還是拿了戈寶權編的高爾基和普希金畫傳和印得稍好的葛一虹編的《蘇聯木刻》。至誠說：“不是你幫助處理了，這近千把本書早浸水爛掉了！”說完歎了一口氣。葉老聽著微有責怪之意地看了兒子一眼。所以席間不乏可說的話，如談家常。接近散席，吳起立舉杯祝老人健康，並說希望常回來看看。吳大概小葉十歲，我又小吳十歲。我也為兩位小輩的杯子斟滿，起立祝他們創作、演出更上一層樓。心驚肉跳，神煩意亂都已經過去了。這頓飯，吃得盡歡。這都出之心重人情的天石的安排。天石離座說下午有個會，他先告辭了。葉老回頭對兒子、兒媳說：“你們要上班，回去吧。”葉老又問我：“下午你有要緊的事嗎？”我說：“都是可以在明天做的。”他就說：“那個煦園，我沒有去過，我們一起去跑跑。”他和吳都是大酒量，喝得不少，精神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