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瞿秋白離開了黨中央的領導崗位，來到國統區的上海，與魯迅並肩戰鬥，領導了中國左翼文藝運動。1933年末，瞿秋白接到臨時中央來電，要他去中央蘇區。他匆匆辭別魯迅和夫人楊之華後，化裝成醫生，在交通員的掩護下，於1934年1月輾轉到達瑞金。
瞿秋白來到瑞金，適逢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這次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員，並兼管教育部所屬的藝術局的工作。雖然他很早就步入職業政治家的生涯，但從內心來說，他更鍾情和喜愛做文藝方麵的工作，尤其是戲劇工作。猶如是“幹上了老本行”，瞿秋白自然高興赴任。那時瞿秋白住在沙洲壩，瑞金的中央機關和學校住得很分散，相距一二十裏路，他為了便於工作，不顧身患肺病，硬是學會了騎馬。
為了盡快發展繁榮蘇區的戲劇工作，瞿秋白“大刀闊斧”地幹起來。
在他的提議下，創立了高爾基戲劇學校，並下設“藍衫劇團”，負責藝術幹部和文藝演員的培養工作，同時承擔群眾文藝演出和前方慰問演出的任務。在他直接主持下，頒布了《工農劇社簡章》《高爾基藝術學校簡章》《蘇維埃劇團組織法》《俱樂部綱要》等一係列文件，明確提出了戲劇要大眾化、通俗化，堅持為工農兵服務的宗旨。這些文件的製定，保證了中央蘇區的戲劇活動更加趨向組織化、革命化、群眾化。瞿秋白十分關懷劇團同誌的思想、業務、生活各方麵的情況，特別關心新生力量的成長。演員中有一些兒童很出色，學習努力，演技也好。對這些小演員，瞿秋白親自製訂培養計劃，檢查他們的訓練情況。當時就培養出丘蘭等一批童星。
瞿秋白積極開展戲劇劇本的創作工作。他經常啟發和鼓勵劇團同誌搞創作。他說：“我不會寫劇本，隻能給你們講些故事。”在工作空閑時間，他常和同誌們圍坐在一起，給大家講外國和民間的故事與小說，如《毀滅》《死魂靈》《第四十一》等，啟發大家創作的靈感和思維。他說，“故事是戲劇內容的源泉，先寫故事是寫劇本的最好方法之一”。他倡導戲劇工作者要深入到工農兵的火熱鬥爭生活中去，去和工農兵交朋友，去聽他們講故事。當時不少同誌寫作缺乏經驗，他總是熱情地鼓勵，耐心地輔導。為了推動創作，他還定出了劇本的審查和預演製度。他指出：“凡劇本，沒有經過預演，是不可以肯定好壞的，劇本的成功，必須通過‘寫’和‘預演’兩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能有好的劇本產生。”瞿秋白早期的這些觀點和思想，是符合戲劇藝術規律的。在他的親自領導和悉心輔導下，根據地創作了不少話劇、歌舞劇的劇本。1934年，他親自把主要的劇本選校編輯，出版了中央根據地唯一的劇本集——《號炮集》，其中選刊了《犧牲》《不要臉》《李保蓮》《非人生活》《遊擊》五個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