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迢遞五千年，發展到今天，可以說已呈現出“圈”的語義場。此“圈”有三：核心圈，中國本土，兩岸四地；周邊圈，東南亞華人族群；海外圈，留居、僑居各國的中國人及其後裔。“文化中國”因之而跨出了國土疆界、語言疆界和社區疆界。
不過，在“周邊”和“海外”，都屬本土之外，華文文學確實存在“雙重邊緣性”問題，即相對於中國文學是“邊緣”，相對於居住國主流文學亦屬“邊緣”；也確實存在一些文學上的困惑，諸如有身份迷失、筆墨喑啞、後繼乏人等等現實問題。然而，唐山在，漢魂不滅。文化負載者們仍有心中的陽關，“離散”的境遇仍有“反離散”的書寫，精品佳構中仍有“根”的寓言與家園想象，簡潔優雅的漢字仍伴隨著海外華文作家的文學苦旅，他們並非疏離落空了中華文化，那母性的聲音依然在母題的敘述中加響。
如果斬斷了傳統文化的根脈，盡管有可能在現代化的世間獲取自我意義的欲望滿足，卻也同時成了無根的漂萍；如果割裂了中國人文的精神延續性，盡管可能形成某種俗世與幻象結合的新個體形態，卻也同時無法從神性的維度獲取文化負載者的依據；如果喪失了母語存在的家園，盡管有可能擴大了某些思維的邊界，卻也同時難以下潛到相應的文化深層——那才是使人的頭腦和文學的精靈獲得充分發散的溫床；如果剝離了公共家園和先祖家園的關聯，盡管可能贏得一場物質性的生命棋局，卻也難以逃脫意義迷惘、身份焦慮和求證自我的迷狂、錯亂，造成某種程度的人格殘障。而一旦陷入了存在的迷津，將導致生命目的的意義上的失落，從而無法要求他們對所屬的“文化共同體”，作出主動的道義擔當。
當一個海外華文作家確認自己是一個“文化負載者”時，他必然會認同心中的陽關——作為文化生存方式和傳承方式的民族傳統。當一個海外華文作家同時又確認自己為“藝術主體”時，他也必然會將個體精神本位和族群精神傳統綰結一起，即便是“流外”的處境，也常常給自己帶來文化負載的刺激。
白先勇的寫作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且看他的自述：
初來美國，完全不能寫作，因為環境遽變，方寸大亂，無從下筆，年底聖誕節，學校宿舍關門，我到芝加哥去過聖誕，一個人住在密西根湖邊一家小旅館裏。有一天黃昏，我走到湖邊，天上飄著雪花，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四周響著耶誕福音，到處都是殘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裏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覺，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頃刻間，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來，驀然回首，二十歲的那個自己，變成了一團模糊逐漸消隱。我感到脫胎換骨，驟然間，心裏增添了許多歲月。黃庭堅的詞：“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種地方。回到愛我華①①即愛荷華：安格爾聶華苓夫婦在美國加州愛荷華大學創辦的國際作家工作坊。白先勇將“愛荷華”寫成“愛我華”，看來是有意為之。，我又開始寫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①①白先勇：《驀然回首》，1976年寫於美國加州，見《白先勇自選集》第308頁，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
即使是高樓矗立萬戶燈火福音響遍，那個遼闊而古遠的“故國”便是愁思中的鄉關。文化鄉愁成了文學母題（在下麵的章節裏將進一步闡述），成了“去國”後被放逐的無限惆悵。
在另一段文字中，白先勇繼續寫了這種文化鄉愁滋生的過程：
在那段期間，對我寫作更重要的影響，便是自我的發現與追尋。像許多留學生，一出國外，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產生了所謂認同危機。對本身的價值觀與信仰都得重新估計。雖然在課堂裏念的是西洋文學，可是從圖書館借的，卻是一大疊一大疊有關中國曆史、政治、哲學、藝術的書，還有許多五四時代的小說，我患了文化饑餓症，捧起這些中國曆史文學，便狼吞虎咽起來。看了許多中國近代史的書，看到抗日台兒莊之役，還打算回國的時候，去向父親請教，問他當時戰爭實際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紐約，我在littleCarnegieHall看到一個外國人攝輯的中國曆史片，從慈禧駕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戰亂”，大半個世紀的中國，一時呈現眼前。南京屠殺、重慶轟炸，不再是曆史名詞，而是一具具中國人被蹂躪、被侵害、被焚燒的肉體，橫陳在那片苦難的血淚灌溉得發了黑的中國土地上。我坐在電影院內黑暗的一角，一陣陣毛骨悚然的激動不能自已。走出外麵，時報廣場仍然車水馬龍，紅塵萬丈，霓虹燈刺得人的眼睛直發疼，我蹭蹬紐約街頭，一時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國後，第一次深深感到國破家亡的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