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離散”問題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焦點和熱點，Diaspova一詞甚為流行。Diaspova，譯作“離散”或“流散”，又有“族裔散民”、“移民社群”、“大流散”、“在外僑民”、“飛散”等等的譯法。究其來源，“Diaspova”一詞的最初涵義為“分散”，是作為史學或文化學範疇的概念，特指公元70年和公元135年兩次猶太戰爭後，猶太人被迫離開巴勒斯坦到世界各地散居，或者指散居的猶太人與猶太人散居的國家。近兩千年了，“離散”成為猶太文化的一種存在模式，它不同於吉卜賽文化的“流浪”或波西米亞文化的“漂隨”，也不同於以地理發現、海外拓殖和傳教衝動為曆史背景的西方移民文化的“擴散”。目前世界上猶太人1400萬，除去600萬人的以色列國（該國猶太人近500萬），絕大多數都散居於全球各地。據統計，生活1000人以上猶太人的國家有65個；猶太人最多的國家是美國，有560萬猶太人，另有270萬“邊緣猶太人”；此外，猶太人在法國55萬、俄羅斯50萬、烏克蘭35萬、加拿大32萬，英國30萬……①①此數據參見希伯萊大學《世界猶太人口：趨勢與政策》。。猶太人素有“流浪民族”、“沒有國籍的人”、“世界主義者”等稱呼，勤勞，聰慧，講奉獻，求實效，有極為明確的文化身份、強烈的民族認同和濃重的家園意識。他們盡管流散於四方，卻亦如《聖經》所言：“在陌生的國度裏唱上帝的歌。”二十世紀以來，“離散”更成為一個世界性現象。不過，因民族傳統和流散方式的不同，出現了有異於猶太人散居的“非洲人流散”、“越南人流散”、“華人流散”等等的說法。與猶太人散居方式不同，非洲人、越南人、華人等等都因脫離本土、本邦、本家、本族而生存於異質文化的夾縫之中，身份搖晃不定，文化麵臨同化，話語趨向采借，地位處於邊緣。也因此，“離散”在全球化語境中，對於華人和華文文學，同樣有著典型的、足可探究的意義。
我們一時難以統計華人流寓世界各地的詳盡人數，但可以肯定的是，多數海外華人散居在西方世界。從“東方”到“西方”，到異國他鄉，既經曆著時間之傷，又經曆著空間之隔，實際上與“陌生的國度”存在著緊張的關係，由此而產生了刻骨銘心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痛苦。不妨看一段出自華人之手的詩作：
我們是擱淺在西方海岸上的鯨魚
我們是尋找另一個世界的鯨魚
我們是不能在他們的極度醜陋中生長的鯨魚
我們是內在空虛的鯨魚
我們是被驅回大海的鯨魚
我們是生而帶有安樂死的集體無意識的鯨魚
Wearewhaleswearewhaleswearewhalaswearewhales①①［澳］歐陽昱：《最後一個中國詩人的歌》（1997年）。
這裏包含著幾個重要的關鍵詞。所謂“擱淺”，表明了一種狀態，進入淺灘而又行進不得，置於西方海岸充滿了處處受阻的尷尬，“擱淺”之處，沒有了深深海洋裏生命的活水，卻平添著進退兩難的種種困擾；所謂“尋找”，表示了一種欲望，渴念“另一個世界”裏有美妙的、天堂般的生存形式被認知，祈願“另一個世界”令人夢想成真，當這種衝動有可能通過某種方式予以開解，就釋放著“尋找”和追求的種種努力；所謂“不能生長”，表述了一種憂患，在不自由的處境中追求自由，在極度的醜陋中尋覓自我的掙脫，對生長的可能性產生懷疑，不啻是自身被自由和虛無相糾結又相分離的徹悟，人生在遊移中更見孤絕；所謂“內在空虛”，表白了一種存在，作為意識到的生存內容，並非純粹是物質性的，而是精神性的，人可以成為經濟動物，卻因免不了的“內在空虛”而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成為有肉無靈的空殼；所謂“被驅回”，表達了一種焦慮，凝聚為對生存的思索和對本體生命的追問，其結局將是上不了岸、入不了流，必然會被重新拋回苦海，陷入無窮無盡的災難之中；而所謂“生而猶死”，則表露了一種心跡，這裏實際上也是對生死提出叩問，選擇生，生的現實又帶有安樂死，“人”成為所寄存的社會進退的祭品，生或死都充溢著無奈。在這段詩的結尾，作者還特意把“我們是鯨魚”（wearewhales）幾個英語詞故意不加空格地接連重複，顯然是借英語音節的連續效果，描摹鯨魚掙紮呼吸的擬聲，以呈示一種垂死狀態。就這樣，短短的幾行詩，猶如轔轔履帶，一輪接一輪地輾壓著苦難的心路曆程，聲聲淚，字字血，滴酒在無奈的吟唱中。或許，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他（她）自身可能更需要“離散”的自由。“離散”可以使作家獲得精神上的自我放鬆，可以持有某種“距離感”而對西方文化或東方文化帶來更加清醒的認知，帶來不受約束的感受。然而，一個作家，尤其是因“離散”而成為“邊緣人”的海外華文作家，長久地脫離本土又很難進入所在國的主流文化，往往陷入“離散”後生活乃至精神的困境，恍然不知所依，到老了，從靈魂到肉體，創傷可謂重矣，且無一幸免。旅美的孫笑冬有一篇題為《絳唇珠袖兩寂寞》的散文，寫到這樣的人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