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圓兮缺兮相依
與中國人的宇宙意識、生命情調相密切關係，“圓”是中華傳統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精神原型。
《周易·係辭上傳》有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八卦”靡所不包，這“太極”乃萬物化生之源。“太極”恍惚幽渺，易學史上嚐試用一種圖形去表現它——這就是圓。宋代朱熹在《太極圓說解》裏說：“O者，無極之太極也。”王夫之也在《周易內傳發例》中雲：“太極，大圓者也。”易學史上曾流傳過三種太極圖（周子、先天和來氏），均為圓形。這太極之圓乃天地之大本，萬物之宗府，因之有古詩曰：“許惟太極圈中妙，不向梅花雪裏求。”①①莊定山：《雪中和趙地官》。
中國哲學認為，太極無形，卻含化萬物之理，是一團混合的元氣，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相摩相蕩，萬物於是生焉。這種“圓”為生命之源的精神，對中國文學與藝術產生了潛在、深遠的影響，如描寫要得“渾元之法”，作畫尋覓“乾旋坤轉”，①①石濤：《了法章第二》。藝心需要“隨處充滿，無稍欠缺”①①朱熹：《四書集注》，《先進·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注。，等等。豈止藝術，連人生都追求圓滿具足，從業得“功德圓滿”，婚姻得“圓滿幸福”，辦事得“周全圓足”，實現理想叫“圓夢”，奇妙之境叫“圓神”……“圓”成了中國文化中的願景，一種詩性的境界。
然而，盡管人們有著重視生命與藝術的這份用心，但“圓”兮“缺”兮總是相依。“圓”相對“缺”而言，不“缺”謂之充滿，故“圓”有“滿”之意。事實上，凡事很難十全十美，長的是“缺”，短的是“圓”，人生總有太多太多的缺憾。正因為如此，即使在中秋月圓之夜，在歡飲達旦之時，蘇東坡在贈弟弟蘇轍的題為《水調歌頭》的詞中寫道：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這是一首千古絕唱。《苕溪漁隱叢話》曰：“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此詞表麵上看是在和月圓對話，實際上是探討人生。蘇東坡對月圓傾注了無上的向往，對人間充滿著無限的眷戀，卻又慨歎：“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人生和明月都有虧損殘缺的時候，世間總有與人為難的遺憾。
就這樣，“圓”與“缺”組成了悲歡離合的人生，成為中華文化藝術生命秘密的一個內容。圓缺流動不息，化成了“逝者如斯”的生機。正如劉勰所言：“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①①劉勰：《文心雕龍·定勢》。亦如清代李修易所雲：“發端混侖，逐漸破碎，收拾破碎，複歸混侖。”①①李修易：《小蓬萊閣畫鑒》。中華文化人也習慣於從圓缺的事物中品味變動不居的精神，從生於圓、變於缺、歸於圓中感受生命。中華民間的四大傳說，《牛郎織女》的人神戀情，《孟薑女》的反抗酷政，《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同塚化蝶，《白蛇傳》的理想慘遭摧殘，也可以說是由圓缺母題所熏染而演化出來。
這種圓缺觀念籠罩著漫漫塵寰，也浸淫於海外華文文學的書寫中，不論東半球還是西半球的華文文學，都有圓缺母題的藝術呈現。
（二）“東半球”的圓缺
我們不妨先看一下東半球澳大利亞華文作家抗凝的中篇小說《天黑之前回家》。①①抗凝：《天黑之前回家》，《收獲》1998年第2期。
小說開篇，先講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一個家族倉皇逃難的故事。準備逃難時發生了“我們要到哪裏去”的混亂爭執。“外婆”無知無識，卻作出了決斷，於是改變了逃難的路線，也引發了完全不同的命運。作家根據這一決斷、這一命運的分叉而展開了整個故事的敘述，旨在說明：人心與人生的聚散離合，不是基於預設（即便是可靠的設計），而是一種無法預知的宿命，命運無常這一亙古的命題，深刻質疑了人們行為結局的可控性。這個家族茫然而無所終的逃難裏程，本想“圓”而最終分道揚鑣，本想“創業”而最終一無所獲，本想“人生如歌”而最終在命運的缺損中離弦走板……人作為文化造物，在動蕩的年代漂泊、分裂，在“圓缺”的混雜無解中掙紮不休。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我”作為留學生的故事也穿插了進來。關於這個出國故事，旅澳多年的錢超英博士作了如下精當的述說：
“母親”一生隻為兩件事，一是成為一部解剖書的作者，二是強迫“我”始終覺得人體隻是一副臭皮囊，不能與宇宙同日而語。“我”開始與“母親”作對。作對以“我”大獲全勝告終。“我”遠走悉尼攻讀神學，“我”相信，“母親”折騰一輩子拯救的充其量是人的肉體，而“我”拯救的是人的靈魂。虛無的神學不過是一出對嚴謹醫學的“惡作劇”以及對“走吧，再不走，日子都過完了”的一個隨機選擇。此後，“我”開始了在澳大利亞折騰……
多少年之後，在“母親”彌留之際，“我”趕到了“母親”的病床邊。“我”給“母親”最後捎去隻是（隻能是）鮮花，“我知道，對於母親，鮮花與神學一樣虛無縹緲”，“母親”在她生命的盡頭，仍然期望“願望達成”。那一刻，“我”坐在“母親”床邊，一遍一遍向“母親”解釋那些令“母親”耿耿於懷的惡作劇，“我的執著與母親的執著一樣不可置疑”。“在明明白白的死亡麵前，我相信了一切有關‘原罪’的說法”。生命有許多無可挽回的遺憾，“我”終於感悟到自己當年執著於自由選擇的“惡作劇”，其實隻是證明了人性的偏執和迷誤，也由此證明了“我”確有“原罪”，正如人人都有一樣。而“我”卷入神學，又似是歪打正著，不意而得之。這使“我”在悲哀之中有了喜劇式的發展。①①錢超英：《身份與宿命：作為哲學隱喻的小說》，《流散文學：本土與海外》第160頁，海天出版社2007年7月版。
可以看出，這個“留洋故事”充滿了“圓”的虛幻和“缺”的實在。這種圓缺牽出了華文文學中的哲學命題，即關於“圓融境界”的限度。在這裏，作家並不是從社會束縛、意識形態的角度“反抗”那個“圓”的偶然性，而是在對人的行為方式能否作出圓滿的解釋的層麵上，提出了圓缺乃是命運無常的必然性的問題。
如果說《天黑之前回家》屬於哲學隱喻式的小說，那麼，泰國華文作家溫曉雲在他的通俗小說《水燈之戀》①①參見《2004年全球華人文學作品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2月版。中，敘述的是又一個關於圓缺的故事。在一個充滿五光十色的水燈節之夜，“我”邂逅了到泰國打工的北京小夥子阿強，一見鍾情，度過了難忘的夜晚。而另一位老板的兒子、瀟灑幹練的小夥子阿龍，也同時創造各種機會接近與追求“我”。兩個男孩也是好朋友，他倆的丘比特箭同時射中了“我”。噩運突然到來，“我”的父親患上了胰腺癌，醫藥費相當昂貴。為了能延長父親的壽命，善良的阿強處心積慮地希望“我”得到經濟實力雄厚的阿龍的幫助，而放棄了心中所愛，最終“我”與阿龍結為伉儷。父親並沒有因為有了足夠的金錢而留下，走得匆忙而淒涼。但“我”和阿強的“水燈之戀”難以忘懷，阿強在臨回北京前，給“我”唱的歌是：“當我背上行囊卸下那份擁有／隻能讓眼淚心裏流／當我踏上征程從此一個人走／隻能深深祝福著／最親愛的朋友／一路順風”。“我”望著阿強的背影，被帶走的是深深的人生遺憾。這就應了俗話所說的：命中有時終須有，命中無時莫強求。圓與缺，留給年輕戀人們的也是一生品味不盡的風景！在小說中，每個人物的心靈都像水燈一樣透亮，戀情像水燈一般純潔，沒有情敵之恨，隻有圓缺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