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合作社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毛澤東一直主導著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在激烈的批判運動中，熟諳農村工作的鄧子恢黯然退隱，曾經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留下了許多後遺症。
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由來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中國農村自土地改革之後的又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幾億中國農民開拓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偉大嚐試。其間，既有創造性的成功，又有始料末及的失誤。
中國農民有著較長時間的互助合作的實踐經驗。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轉入農村，實行土地革命和農村武裝割據時，在革命根據地就建立了“勞動互助組”、“耕田隊”、“犁牛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等多種形式的農民生產和消費的互助組織。這些組織是在共產黨掌握一個地區的政權之後，隨著土地革命鬥爭的深入和對封建土地所有製的打擊，I在民間固有的親族之間臨時性伴工、換工、互助的習慣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由於這種勞動組織形式是根據農民的意願和固有習慣，因此很受群眾歡迎。毛澤東對此也曾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和讚賞，並指出它們在現階段，隻能是在私有製的基礎上，“在自願原則下”，以“調劑勞動力”為主要任務。到抗日戰爭時期，隨著革命形勢的轉變，勞動互助組織又有了新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思想理論又有了新的認識，毛澤東就曾指出：在經濟政策方麵，“國營經濟和合作經濟是應該發展的，但目前的農村根據地內主要的經濟成份還不是國營而是私營的，而是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著發展的機會，用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半封建製度，這是目前中國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對和阻礙這個政策的實行，無疑義地是錯誤的。”毛澤東還認真綜合分析了過去江西農村幹部群眾的經驗和當時陝甘寧邊區農村幹部群眾的經驗，條理化地明確了發展合作經濟的思想。他強調說：“在農民群眾方麵，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基礎，而使農民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這種合作社，在性質上，根據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因而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勞動互助組織。1943年，在河北省饒陽縣建立起的聞名全國的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個突出的範例。解放戰爭時期，互助合作組織已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但是，中國這個農業大國小農經濟力量非常薄弱，又是小商品經濟，它們的生產受到市場流通和交換的製約，這就決定了個體農民的經濟地位極不穩定，多數人貧困破產，少數人發財致富，必然會出現兩極分化。新中國土改後的農村，很快出現的買賣土地、雇傭剝削、放高利貸等現象，也正是小農經濟的必然趨勢。再加上農村中資本主義勢力色具有一定的規模，地主富農仍然占有大部分土地，雇傭工人相對較多。據浙江省嘉興縣高照鄉的調查，全鄉有雇農144戶，占總戶數的21．79％，出現了長工、月工、短工、牧童等。此外還有外籍雇工114人，牧童35人。當然，有些人乘人之危進行放高利貸剝削也加劇了農村中的兩級分化。據1954年的調查，龍遊下範二村，90戶農民經濟條件下降的有29戶，34戶中農下降的有11戶，6戶富農上升的有5戶，全村真正困難的有32戶，占總戶數的20．9％。其中典賣土地的16戶，共典賣土地21．5畝，典賣房屋、農家具的28戶，共典賣房屋13間，賣農家具506件，送賣子女的兩戶。這些情況表明，兩極分化的現象在土改便開始發生了。要使農業有較快地發展，又要防止兩極分化，不讓剛剛翻身的農民重新陷入受剝削的貧困境地，隻能走使全體農民共同富裕的農業合作化道路。
新中國成立之後，隨著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全麵恢複和展開，黨中央敏銳地覺察到，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生產之間存在著日趨緊張的矛盾。一方麵，實現工業化要求提供越來越多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而且“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麵積累起來的”，同時工業品市場的形成又有賴於農業內部積累的增加；另一方麵，雖然在土地改革和國民經濟恢複以後，農民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農業生產開始回升，但我國農業滯後的局麵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觀。這種狀況突出地表現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積極的辦法隻能是迅速發展農業生產，而發展生產，解決糧食及國計民生的大計問題，唯一的出路是：“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因此，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全過程中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如果不使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相適應，則社會主義工業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勢必遇到極大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