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神采飛揚，驚煞西方集團領袖，這是共和國外交領袖第一次在西方全方位展現，周恩來的迷人風采半個世紀後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
1953年7月朝鮮戰爭停戰後，中國人民誌願軍主動地陸續從朝鮮撤退軍隊，而美國軍隊仍然駐紮在那裏，繼續加劇遠東的緊張局勢。法國軍隊也還在印度支那進行侵略戰爭。但是,由於中朝兩國政府和人民在爭取全麵解決朝鮮問題上的堅決鬥爭，由於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戰爭的進一步開展，打得法國侵略軍焦頭爛額，狼狽不堪，迫使美國和法國政府不得不同意召開一次國際會議解決這兩個地區問題。
新中國國民經濟的迅速恢複，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開展，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充分顯示了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為維護世界特別是亞洲和平與安全的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可以說，沒有它的參加，世界上特別是亞洲地區的重大問題，是不可能得到解決和很好解決的。正如1953年10月8日周恩來在一項聲明中所宣告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英國、美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5大國，“對於解決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問題，負有特別重要的責任”。
1954年2月，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4國外長在德國柏林召開會議，經過蘇聯的艱辛努力，終於達成一致協議：1954年4月26日在日內瓦舉行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除蘇聯、中國、美國、英國和法國5大國參加會議的全過程外，同這兩個問題有關的其他國家也分別參加會議討論。
有鑒於日內瓦會議的重要性，毛澤東、周恩來非常重視。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從2月底到3月，向來不打無準備之仗的周恩來，擠出相當的時間，開始了係統而認真的準備。他指導有關人員收集、熟悉、研究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情況，閱讀有關召開日內瓦會議文件，約李克農等商談和確定中國代表團成員人選等問題，並組織模擬會議，搞翻譯練兵。
同時，周恩來還主持擬定了關於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方針、原則等問題的各項文件，研究了配合日內瓦會議的國際宣傳問題。
3月2日，在毛澤東主持，有劉少奇、朱德、陳雲出席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周恩來鄭重地提出了《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
《初步意見》指出：“關於召開日內瓦會議協議的達成，是蘇聯代表團在柏林4國外長會議上一項重大的成就。單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日內瓦一事看來，它已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工作前進了一步”。但是，“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特別是美國政府卻故意低估日內瓦會議的作用，並預言日內瓦會議將同柏林會議在德奧問題上一樣得不到任何結果，但美、英、法三國之間在朝鮮問題上以及在許多國際事務上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有時矛盾很大，他們的內部困難也很多”。
《初步意見》明確而堅定地說：鑒於以上情況，“我們應該采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並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打破美國政府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的政策，以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即使美國將用一切力量來破壞各種有利於和平事業的協議的達成，我們仍應盡一切努力務期達成某些協議，甚至是臨時的或個別性的協議，以利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我們要力爭不使日內瓦會議開得無結果而散”。
3月3日，中國政府複電蘇聯政府，中國接受蘇聯根據柏林會議協議發來的邀請，“同意派出全權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
登上國際舞台
人心齊，泰山移。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為了使中國、蘇聯、朝鮮和越南4個兄弟國家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上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互相支持和默契配合，3月上旬，周恩來在北京兩次同朝鮮南日外相商談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準備工作問題。
隨即，周恩來致電胡誌明主席和越勞中央，告訴日內瓦會議的開會日期，並強調說：
目前國際形勢下越南的軍事情況，對越南進行外交鬥爭是有利的，不論日內瓦會議結果如何，我們均應積極參加……因此，希望你們立即進行準備工作；組織出席會議的代表團，搜集有關的資料；擬定談判的各種方案……如果要停戰，最好有一條比較固定的界限，能夠保持一塊比較完整的地區。事實上今天的停戰線，也很可能成為將來的分界線，所以這是一個比較重大的問題，而且還要看今後戰局的發展。到底這條線劃在什麼地方，劃在哪一緯線，可從兩方麵考慮：一方麵要對越南有利，一方麵要看敵人能否接受。這條線最好越往南越好，北緯16度的問題，似可作為方案之一來考慮。
周恩來在電文中還請胡誌明3月底或4月初來北京一談，並一同赴莫斯科同蘇共中央交換意見。3月底，胡誌明抵達北京。
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準備工作大體就緒後，4月1日，周恩來偕少數工作人員啟程飛莫斯科。隨即，他出席有蘇聯、中國、朝鮮和越南領導人參加的日內瓦會議預備會議，在4國範圍內磋商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政策和談判方案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