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何其芳出版了《關於現實主義》一書，他在自寫的序言中，以加注解的方式，把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的觀點，界定為小資產階級的文藝理論，並強調自毛澤東的《講話》傳到國民黨統治區以後，“對於這種理論傾向的堅持實際上成為一種對於毛澤東的文藝方向的抗拒了”。這是一種嚴重的判斷。在共和國成立以後，這隻能意味著一向被看作是純屬文藝問題的論爭，帶有了越來越明顯的政治鬥爭性質。胡風沒有注意到新舊製度更替下環境因素的重大改變，他仍然因循以往進步文藝界內部爭論的慣性，也采取出版評論集加注解的方式，同何其芳重開“筆戰”。由此引起的一係列結果，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1950年新中國文壇進入了批評的季節。首先是《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兩篇批評所謂胡風“七月派”作家阿壟的文章；接著《光明日報》、《文藝報》相繼批評胡風的新詩作《時間開始了》以及路翎、冀汸的作品。周揚在文藝界的報告中批評阿壟，把問題提到“小資產階級作家‘小集團’抬頭”，“危害性等於社會民主黨”的高度。胡風陷入文壇曆史是非的紛爭，工作安排一直未得到妥善解決，新寫的作品也時常聽到“歪曲毛主席”、“沒有寫集體精神”、“不該寫消極的陰暗的一麵”等指責。
1951年毛澤東發起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引起文藝界強烈震動。在“清除文藝工作中濃厚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的主旨下，文藝界拉開了整風的帷幕，其內容為重新學習毛澤東的《講話》，確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絕對領導地位，改造所有文藝家的思想。胡風尊重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文藝觀，但他並不因此而輕視自己作為文藝思想的價值。他尤為擔心的是文藝界把特定環境下的《講話》奉為“圖騰”，造成“皂隸式的機械主義”，導致把現實主義的生機悶死的局麵。對此，胡風認為自己應當承擔起“曆史責任”。正在這時，曾給胡風帶來過很大麻煩的《論主觀》的作者舒蕪，站出來“反戈一擊”，使胡風陷入困難境地。
否定“舊我”的反戈一擊
1952年5月，舒蕪以從頭學習《講話》為題發表文章，徹底否定舊我，把過去十年的文藝實踐自貶為“渺小可憐的活動”，把《論主觀》的寫作歸結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厭倦”，是從“主觀對客觀的反作用”找到“理論依據”，把“主觀”當作“個性解放”的代名詞大作文章。舒蕪為了表示與胡風等人劃清了界限，在文中點名批評了介紹他與胡風認識的路翎，說路翎的作品“醜化”和“歪曲”了工人階級的“品質特征”，要求路翎和“其他幾個人”也像他這樣來一個“從頭學習”。6月8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此文，並加編者按認定確有一個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在文藝創作上片麵誇大“主觀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謂“生命力的擴張”，說“這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對於舒蕪“反戈一擊”所造成的影響，胡風不能不起而申辯。他直接寫信給周恩來，要求討論他的文藝思想。經周恩來同意，由周揚主持召開了幾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
在正式開會之前，周揚向胡風傳達了周恩來對討論會的指示，即：“不要先存一個誰錯誰對的定見，平心靜氣地好好地談談”；對於胡風，則要求“除文藝理論以外”，還“應該檢查‘生活態度”’。但是討論會早已確定胡風文藝思想是“抗拒毛澤東文藝方向”的基調，一上來就讓胡風從“現實主義”、“生活”、“主觀精神”、“民族形式”、“五四新文藝”等幾個方麵進行檢討。9月25日，不顧胡風、路翎的反對和申辯，《文藝報》發表了舒蕪帶到討論會上來的《致路翎的公開信》，信中稱胡風“根據資產階級思想體係的指導，形成了按照小資產階級麵貌來改造世界的完整的一套”；“在文藝活動上形成一個排斥一切的小集團，發展著惡劣的宗派主義”。《文藝報》編者按則斷定胡風“小集團”在“基本路線上是和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毛澤東文藝方向背道而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