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創刊號一問世，立即引起強烈反響，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文藝界負責人召開座談會，批評胡風和《希望》的思想傾向是同延安整風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相違背的；批評《論主觀》從思想本源上論證“主觀精神”，是宣揚“個性解放”，是典型的唯心主義。胡風當時沒有接受這種批評，隨之而來的抗戰勝利及國內形勢的急劇演變，使這一文藝論爭被擱置下來。
1948年，文化界一批共產黨員在香港創辦《大眾文藝叢刊》，邵荃麟、喬冠華、胡繩、馮乃超、林默涵等相繼發表文章，點名批評胡風。該刊同仁認為，當前文藝思想上的“混亂”，主要不是客觀主義或主觀公式主義，而是以個人主義的意識和思想代替了群眾的意識和思想，即“所謂追求主觀精神的傾向”；認為胡風等“主觀論者”在哲學上的“中心錯誤”，是把“生存鬥爭代替了階級鬥爭”；“主觀論者”把“主觀精神”、“戰鬥要求”、“人格力量”作為文藝的根本問題，是同文藝“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方針根本對立的。對於胡風認為“人民大眾身上負有統治階級加給他們的‘精神奴役的創傷”’的觀點，批評者說這是歪曲和醜化勞動人民；胡風認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家在反動環境下也還有可能用真誠的態度深入生活，和人民結合”，也被批評為過分強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進步作用，忽視他們的世界觀改造，等等。
胡風對這些批評作了嚴肅的、負責任的思考，於1948年9月寫了《論現實主義的路》的小冊子，作為對香港友人批評的總回答。胡風一開篇就提出了用什麼標準來衡量文藝實踐的問題。他認為隻能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到抗日戰爭勝利結束這十年間文藝運動發展的實際出發，曆史地、具體地來討論文藝創作的現實主義原則，而不可以抽象地談論一般性的原則問題。聯係國民黨統治區文藝界的實際狀況，胡風提出“在不是‘火熱的’戰場而是灰色的戰場上麵”迎接邏輯性思想革命大潮的問題，這就是說，麵對國統區“現實生活中的讀者”，而不是“思想概念上的讀者”，現實主義作家的任務就是“努力地表現出現實的曆史動向，廣大人民的負擔、潛力、覺醒、和願望”，使人們看到受長久壓抑的民族的偉大潛力和正在覺醒的帶著曆史創傷的人民的蓬勃青春。胡風認為“主觀公式主義”不能深入和接觸到深刻的曆史變動的實際內容，隻能脫離和歪曲現實；“客觀主義”不能在創作過程中深入現實對象，“進行搏鬥”，把握並再現客觀現實所具有的豐富、真實的思想內容，因而不具有藝術力量，所以必須反對這兩種傾向。胡風還從知識分子是“勞動力出賣者”的角度，論述了知識分子革命性的“物質的根源”，並從知識分子的革命『生與遊離性的“二重人格”，分析了知識分子雖然參加了實際鬥爭，其思想立場往往停留在概念裏或飄浮在現實表麵的深層原因，實際上論證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論現實主義的路》尖銳地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究竟是用革命聖地延安和解放區的大原則來套國民黨統治下的文藝實踐?還是使理論原則在基於現實、針對現實的實踐中引導文藝發展和前進?這正是胡風和香港友人們思想分歧的實質。這關係到評價文藝實踐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關係到如何使文藝批評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大問題。這本小冊子中，胡風原計劃寫十幾個題，但寫成兩章之後，即得到通知讓他轉道香港進入東北解放區。批評與反批評暫告中止，論爭雙方一同踏上了籌建新中國之路。
論爭再起與升級
1949年3月至7月，胡風作為全國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籌備委員之一，參加了這次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文藝工作者勝利會合的盛會；隨後，他又出席了為新中國奠基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胡風強烈感受到一個偉大時代的來臨，他飽蘸詩人的激情為共和國的新生譜寫了《英雄史詩五部曲》……然而，曆史的裂痕並未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彌合。1949年7月一屆文代會的主題報告中單有一節概述了批評胡風文藝思想的鬥爭，標題為“關於文藝中的‘主觀’問題，實際上就是關於作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問題”。胡風感到當年他的“論敵”大多成為文藝界領導者，如今帶著“文壇征服者”的神氣，借著革命勝利的形勢，愈益發展了“對文藝問題的形式主義和公式主義的理解”，結果是解放區以前和以外的文藝實際上被否定、貶低了；五四文學被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不采用民間形式也被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胡風認為這種理論和現狀，預示著文藝潛伏著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