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是晚年魯迅最得意的學生之一，卻不料因文得禍，“文字獄”興，由批判胡風競導致肅反運動的開展，新憲法的個人自由規定轉瞬間無影無蹤……
曆史的裂痕
胡風，原名張光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和詩人。他早年投身於進步文藝事業，自覺、堅定地追隨中國新文化的旗手魯迅，積極倡導左翼文藝運動，曾出任左翼文聯的宣傳部長、常務書記；後因故辭去“左聯”書記職務，開始職業作家的生涯。抗日戰爭時期，胡風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籌備工作，任該協會理事、常務理事兼研究股主任。他相繼獨立創辦了《七月》和《希望》雜誌，發表了大量進步作家包括延安等革命根據地作家的作品，在當時大後方的進步青年中具有陽當影響，成為堅持抗日，堅持民主的一個重要文藝陣地。抗戰勝利後，胡風編印出版了共約40多種作品的《七月文叢》和《七月詩叢》，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國共兩黨圍繞抗戰勝利後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激烈鬥爭。胡風很早就覺悟到以俄國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拉普”為代表的機械決定論和庸俗社會學的惡劣影響，在長期的革命文藝實踐中，他始終不懈地同“拉普”思潮的各種表現作鬥爭。在整個三四十年代，胡風撰寫了大量的文藝理論及評論文章，分別按時期編為共計9本評論集，近100萬字，形成了一套比較係統、自成一體的胡風文藝思想。先後出版的胡風評論集，集中反映了中國現代文藝思潮史上曆次重大問題的爭論，同時也記錄了革命文藝運動中胡風同一些共產黨員作家的思想分歧和曆史裂痕。
胡風長期置身於革命文藝運動，政治上反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思想理論上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真諦的執著追求。他和進步的文化界人士一起共事，但在文藝觀點上卻從不苟同於他人，特別是在文藝的本質、文學的創作方法、創作對象、創作主體以及民族形式與傳統的繼承等方麵，他和很多人都有分歧。早在1936年左翼文藝界內部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中，胡風就因最早公開提出魯迅、馮雪峰主張的“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口號，而被周揚等主張提“國防文學”口號的“左聯”成員視為“蓄意標新立異”，受到批評、責難乃至中傷。盡管當時魯迅在致徐懋庸的公開信中為胡風辯誣，仍未改變左翼文藝界圍攻胡風的局麵。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為後來的文藝論爭埋下了隱患。
1939年至1940年，延安和重慶文藝界圍繞如何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開展了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當時向林冰等人提出“民間文藝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進而一概否定五四文學革命對外來文藝形式的汲取。胡風寫了《論民族形式問題》的長文予以反駁，突出強調五四新文學運動接受了世界進步文學傳統的影響，形成了與封建文藝“截然異質”、與中國固有的文學傳統劃著巨大“鴻溝”的革命傳統，這是必須繼承和發揚的；用所謂“民間形式即民族形式”的公式來否定五四新文學，就等於取消整個文學戰線，帶有極大的危害性。胡風認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民主主義思想成分，在封建文化的強大壓力下，沒有發展成為認識和改造現實的思想體係，民主主義觀點在文藝上也得不到反映，這種封建文藝再也不能向前發展了；隻有以現實主義的五四傳統為基礎，在對象上更深刻地把握民族的現實，在方法上加強接受國際革命文藝的經驗，才能創造出反映新民主主義內容的民族形式；而從傳統民間文藝裏汲取營養，正是為了克服它們而創造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
在同向林冰等對壘時，胡風也提到與他觀點相通的延安方麵的一些作家，直接點名的就有郭沫若、周揚、何其芳、艾思奇、陳伯達等著名文化界人士。這主要是因為胡風認為這場文藝論爭是左翼進步作家內部的思想問題，’論戰雙方應取相互平等的態度。這就使胡風實際上處於獨擋一麵的“孤軍”地位，受到各方麵的責難。他關於五四新文學革命運動是“以市民階級為盟主”的提法，被認為是否定無產階級思想對五四文學革命的領導；他關於“民間文藝形式”的看法，被認為是反對毛澤東關於民族形式的論點，是對祖國傳統文化采取虛無主義態度，等等。胡風關於五四文學革命傳統的正確見解，卻被批評者所忽略，而未得到應有的支持和肯定。
1945年1月，重慶文藝界結合延安整風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展開學習討論。在討論中發生了認識上的分歧，分歧的焦點主要是圍繞國民黨統治區進步文藝界究竟應該反對“非政治傾向”，首先解決“文藝為什麼人、為哪個階級”的問題，還是應該反對“主觀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傾向。胡風主張後一種意見。為了打破分歧帶來的思想沉悶空氣，胡風在他主編的《希望》創刊號上，發表了舒蕪的長篇哲學論文《論主觀》。該文從宇宙本性、人類曆史發展的角度，論證了“主觀”的意義和作用，自稱這是“人類”、“社會”與“主觀”的“三位一體觀”。胡風對這篇文章的觀點很費躊躇，但認為整風學習既然要批評主觀教條主義，就應與實際問題聯係起來開展群眾性批評，對此，胡風在《希望》編後記中推薦《論主觀》一文說，它是“再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使中華民族新求生的鬥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要求讀者“不要輕易放過，要無情地參加討論”。這裏所謂“再提出了一個問題”，其實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特定環境下，暗指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批評主觀、教條主義“妨害革命”、“禍國殃民”的話，試圖再次引起人們對延安整風的注意。但是這種不太清晰的說法，卻被誤解為直接對抗毛澤東發動的反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