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和10月間，文化部先後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會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鄭州會議還提出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各級都要成立“藝術衛星指揮部”。一瞬間，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組織，例如江西省組織了5000多個山歌社，四川省組織了22000多個農村文藝創作小組，安徽省隊隊有創作小組。由於提出了放文藝衛星的任務，層層布置，層層加碼，使得許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麼“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60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文藝創作出現了反現實主義的傾向，在“新民歌”中表現得十分突出，例如“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冬瓜，一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打轉轉。”在教育、科技方麵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大躍進”中的浮誇風、瞎指揮風在思想工作中嚴重地泛濫開來。例如，河北省徐水縣謝坊村在群眾中開展了放“思想衛星”運動，即展開群眾性的思想“大檢查、大評比、插紅旗、拔白旗”運動，用這個辦法對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規定一個月評比一次，三個月發射一次“思想衛星”。放“思想衛星”有15條標準來衡量。這種作法曾當作“先作經驗”在全國加以推廣。結果成為群眾的災難，也是對思想文化工作的破壞，大大損害了黨和群眾密切的關係。
“壓縮空氣”
在“大躍進”高潮和全國基本實現農村人民公社化的情況下，10月間，毛澤東和一些負責幹部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在天津楊村，召集了一些人召開調查會。會上，河北省徐水縣縣委書記彙報說，徐水縣建立了共產主義新村，實現了全麵供給製。他還具體講了兩個勞動力不同的家庭享受供給製的情況。1個家庭夫婦倆是強勞動力，非勞動力隻有1個，2人養1人；1個家庭6口人，隻有1個勞動力，1人養5口人，盡管勞動力不一，但分配是按人口計算的，一人一份。前者可得3份，後者可得6份。毛澤東聽上述彙報後，當即表示，這樣一來，勞動力強的吃虧，勞動力弱的就占了便宜，勞動力強的貢獻大，得到的報酬反而少。毛澤東還說，這樣一來供給製不會給我們的生產帶來好處，反之會帶來壞處。隨後，毛澤東從河北省沿著京漢線往南走，在河北、河南等地的農村繼續調查。與此同時，有的同誌在河南的遂平、武修縣等地進行調查。從了解的實際情況來看，農村人民公社確實存在著許多混亂的現象和急待解決的問題。
根據實際情況，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大躍進”的公社化運動中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8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提出“要壓縮空氣”。因此，從1958年冬的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先後召開了七八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央全會，著重解決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是解決農村人民公社的性質和體製，一定程度製止了“共產Ixl"’的泛濫；二是降低工農業生產指標，一定程度刹住了高指標的歪風。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了許多正確的理論觀點，黨中央相應地采取了一係列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對糾正錯誤起了重要的作用。
降低工農業生產指標
1958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決定中規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萬～3000萬噸，要求在這一年超過英國。這個決定是在對“糧食過關”的錯誤估計的基礎上作出來的。那時誤認為1958年的糧食產量可達到7000億斤，在此基礎上，1959年翻半番即可達到10500億斤。按此標準做到的話，糧食便完全過關了，大搞鋼鐵便無後顧之憂。這種認識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1958年12月武昌會議時，毛澤東指出，這次會議要唱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壓低指標。他還說，今年翻一番，1070萬噸，是冒險計劃。結果6000萬人上陣，別的都讓路，搞得很緊張。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找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專門研究1959年鋼產指標問題，要把原定2700萬噸的指標降下來。隻搞1800萬噸行不行?毛澤東提出：有兩種實際可能性，一種是現實可能性，另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是現實的可能性，另一種是不能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這次會議決定降低鋼產指標。對外公布為1800萬噸，內部定為2000萬噸。糧食產量降為7000億斤。以此為例，各部門的指標，都要相應地減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