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調子多高，沒有糧，沒有柴，沒有油和菜，供給製怎麼能堅持下去，公共食堂怎麼能辦好?何況食堂有很大浪費，不利於廣大農民渡過暫時困難。在客觀實際麵前，毛澤東改變了態度。要求大家深入農村再作調查。很多中央領導人深入基層，了解了農村的真實情況和農民的真正要求，並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劉少奇在1961年4～5月，回家鄉湖南調查40多天。他說：“食堂情況，以前我們也不清楚，講食堂有優越性，可以節省勞力，解放婦女等。下來一看，不是那麼回事。”他及時向當時在長沙的毛澤東通報了自己調查的情況。周恩來這時去了河北省邯鄲地區調查。他寫報告給毛澤東，其中談到食堂問題說：“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社員不讚成供給製”。朱德3月至5月到四川、河南、陝西等省調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關於食堂問題，他在信中說：陝西“群眾說食堂有五不好：1．社員吃不夠標準；2．浪費勞動力；3．浪費時間；4．下雨天吃飯不方便；5．一年到頭吃糊塗麵”。其他領導人如鄧小平、陳雲、彭真等也寫了有關農村情況的調查報告。毛澤東自己派下去的工作組也向他作了彙報。這些報告一致要求取消公共食堂和人民公社中關於供給製的決定。在1961年5月下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了《農業六十條》中關於這兩項的規定。實行三七開供給製，辦公共食堂和糧食分配到食堂的尾巴都解決了。這是有分歧終於取得一致認識的一個問題。
毛澤東接受大多數人的意見，改變自己原來堅持的看法，這種情況在1961年還有，在公共食堂問題上就是一例。他當時還說：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但到1962年秋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後，這種情況就再也看不到了。 第三，關於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包產到戶(或責任田、口糧田等)是農民群眾為了克服暫時經濟困難而創造出來的一種好形式。當時隻在安徽、河南等省少數地方試行。安徽省試行“責任田”較早。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感到問題重大，曾多次向毛澤東請示彙報。第一、二次，毛澤東都同意試辦，並說可以多搞一點。1961年底第三次彙報時，毛澤東的態度有了變化。後來安徽省委便決定停止“責任田”的試行，但因它符合農民要求，下邊仍在繼續實行，並收到較好效果。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下鄉調查後，1962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實行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建議。當時陳雲也向劉少奇提出過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建議，劉沒有表態。6月，在一次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鄧小平表示支持“責任田”的做法。他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采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誌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試試看。7月，鄧子恢在中央黨校作報告時，把建立生產責任製作為搞好集體經濟的一項重要工作。他主張以生產隊為主體向作業組實行包工，大活分片包到組，零星小活可包到人。個人聯產計酬的責任製，隻限於田間管理和一些特殊的集體不易進行的技術活。並且強調要加強領導，防止滑向單幹。應該說，在當時條件下，這是很謹慎地提出的一種正確意見。可是，黨內有些人不同意鄧子恢的看法，告到毛澤東那裏，以至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鄧子恢被認為是刮“單幹風”，是“為天下中農謀福利”，是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而遭到了嚴厲的批判。在這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包產到戶被認為就是單幹，而單幹就是資本主義，成為一個政治禁區。 第四，關於甄別平反問題。在經濟上進行調整的同時，中共中央也為1958年以來各種政治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的同誌，進行了甄別平反工作。這項工作毛澤東有條件地予以了同意。他認為，在肯定1959年廬山會議、肯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獲得勝利的前提下，可以給一些搞錯了的，敢講話的人平反。1961年7月，中共中央在一個指示中提出：在反右派鬥爭以後，各單位對一些知識分子進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得對的，當然必須肯定，凡是批判錯了的，或者有部分錯了的，都要甄別事實，分清是非，糾正錯誤。1962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對“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誤和基本錯誤的黨員、幹部，應當采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結果在短短幾個月裏，除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少數人以外，為在反右傾鬥爭中被錯誤批判的絕大多數人平了反。這種做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對。6月，彭德懷寫了一封長信，實事求是地講了個人的曆史和問題，申明他在黨內沒有組織“小集團”，也沒有“裏通外國”的問題，．請求中央專案審查。可是，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這些都被認為是刮“翻案風”，不僅彭德懷再次受到批判，而且使甄別平反工作難以進行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