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為國民經濟的調整麵對各種社會關係進行重大變革時，毛澤東卻從另外角度看見了階級鬥爭。於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運動的陰雲再次籠罩在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普遍百姓的頭上……
“重提階級鬥爭”的背景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之後，中國存在著兩種可能的發展前途：一種是按照大會的精神，繼續深入總結經驗教訓，發揚民主，不斷糾“左”，使黨的方針路線向符合實際的方向發展，如果如此，是有可能避免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的。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鄧子恢、陳毅等黨政領導人也確實為此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另一種前途，則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另一些黨政領導人，這是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他們實際上並不同意七千人大會的精神，他們繼續以“左”的階級鬥爭觀點去觀察和思考問題，並且力求把黨和國家整個地納入這種“以階級鬥爭為綱”來建設一種純潔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軌道。而這種模式的最極端的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 堵塞了前一種發展前途，而為後一種發展前途開了綠燈的，就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正是在這次中央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要“重提階級鬥爭”，並根據他講話的內容歸納出所謂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次全會是建國後曆史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從此，經濟困難時期稍有減弱的“階級鬥爭”，又重新以更高的聲調大規模展開，全國各行各業都逐漸被卷入“階級鬥爭”的浪潮，不僅中斷了糾“左”的進程，而且不可扼製地向著“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深淵之路迅跑。
1958年“大躍進”的挫折和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到來，引起黨內很多同誌的認真思索和對經驗教訓的探尋，也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問題上出現認識上的分歧。這在探索新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應該說是一種並不奇怪的正常現象。
當時黨內在哪些問題上認識有分歧呢?根據目前接觸到的材料，我認為，主要在如下五個問題上：
第一。對1958年錯誤的性質和造成三年困難的原因有不同認識。一種看法認為，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這幾年的建設成就是偉大的，盡管有一些缺點錯誤，但主要是經驗缺乏，調查研究不夠，工作作風有毛病，屬於實際工作中的問題。而造成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災害和蘇聯破壞。因此，總的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另一種看法雖然也承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本身是正確的。但認為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大躍進”的工作中有嚴重的缺點錯誤。犯錯誤的原因，一方麵是經驗不夠，另一方麵是有驕做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從全國範圍看，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認識上的分歧，除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外，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都有明顯的表現。對此，前邊已有論述。
第二，對農村要不要堅持供給製和辦公共食堂，有很大的分歧。從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辦起公共食堂之後，毛澤東一直是堅持供給製和辦公共食堂的。他認為，這是為農民謀福利，是解放婦女的一個重要措施，是帶有共產主義因素的新芽。因此，對取消供給製和公共食堂的意見，他是極不讚成的。1959年，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張凱帆在農村調查過程中，從經濟困難的實際出發，同意一個縣解散公共食堂，結果張凱帆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撤職查辦。毛澤東還說：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1960年3月，中共貴州省委寫了一個關於如何辦好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毛澤東看了很高興，寫了很長的批語。他認為：貴州這一篇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至十年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中共中央在其批語中也認為：“為了鞏固人民公社必須辦好食堂。”一直到1960年底，中共中央還轉發了河北省委的一個報告，認為”食堂是當前農村中階級鬥爭尖銳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辦好食堂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認真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