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凱撒任執政官的時期，羅馬人就幾乎公認幾個民主派領袖在聯合統治共和國，而在一般人觀念中，龐培顯然居首位。富有階級稱他為“非公開的獨裁者”，西塞羅則曾在他麵前匍匐而歸徒然。畢布拉斯最刻薄的嘲諷向他而發，在反對他的人士之私人集會中，最惡毒的言詞也是以他為矢的。
這是意料中事。依照眾人所見的事實，龐培是那個時代無可爭辨的第一將軍。凱撒雖然是明敏的政治領袖，演說天才無可否認，卻非常不好戰，性情幾近優柔。這類意見流行已久，不可能期望那些出身高貴的烏合之眾會去費心尋找事情的真相，為了傳說中凱撒在塔伽斯河的英雄事跡而把已經形成的陳腐觀念更改。凱撒顯得隻是在扮演副官的角色，去執行他的主官交下的工作——這些工作是博萊維阿斯、阿夫蘭尼阿斯等能力較差的助手所完成不了的。
即使他做了總督，也未能改變他在一般人心目中的這種地位。阿夫蘭尼阿斯不久以前也曾出任類似職務，但並未因之獲得任何重要地位。若幹年之前，數省往往交在同一總督手上，一個總督也常掌握四個軍團的兵權。由於他所執掌的任務遠在阿爾卑斯山之外，而日耳曼王子阿利歐維斯將其被羅馬人認做朋友與鄰居，因此在那裏不可能發生有重要意義的戰爭。將伽賓尼歐一馬維斯尼利亞法規保護下的龐培地位和凱撒由瓦亭尼亞法規所取得的地位相較，處處可見凱撒的不利。龐培所統治的幾乎是整個帝國，凱撒卻隻有兩省。全國的軍隊與國庫幾乎都絕對聽任龐培指揮與運用，凱撒所能動用的軍力則隻有兩萬四千人。龐培可以自行擇定退休的時間，凱撒的指揮權雖然相當長卻是有限的。總之，海陸一切最重要的任務都交托在龐培手裏，而凱撒則被派往北方，為首都做守望，以確保龐培的統治不受幹擾。
但當龐培被聯合執政團選為首都的統治者時，他所接下的實是超乎其能力的任務。龐培不懂治理，隻懂下令。首都的騷動勢如鼎沸，同時由過去和即將來臨的變革所激擾，這個城市頗與十九世紀的巴黎類似——要治理這樣一個城市沒有兵力做後盾是極其困難的，而這個刻板而又像模像樣的軍人要想完成這極困難的任務，幾乎是不可能的。結果，事情不久就發展到如此難以收拾的地步，以致不論他的朋友或敵人——其實這兩者都讓他不便——在關乎他的事情上都可以自行其是起來。在凱撒外調之後，聯合執政團仍舊主宰著世界的命運，卻不能主宰首都街道上的動亂。
元老院也仍在維係著一個有名無實的政府，任隨事情自然發展，其原因有數端：一、元老院中同情聯合執政團的份子缺乏執政團的指令；二、反對聯合執政團的元老則怒氣填膺，采取了漠然或悲觀的態度，但最主要的原因卻是，貴族階級開始感覺到——即或尚未了解到——他們的根本無能為力。以當時的情勢觀之，羅馬沒有有決定力的政府，也沒有任何真正的權力中心。羅馬人生活在青黃不接的狀況下，貴族統治已毀，軍事統治尚未成熟。羅馬共和國固然比古代及近代任何國家更明了政治的種種原則，它也同樣明白的展示了政治的無政府狀態。
奇怪巧合的是，當凱撒在阿爾卑斯以北締造曆史業績的時候，羅馬本城卻在上演著曆史上最雜遝的政治鬧劇。共和國的新攝政王並沒有統治羅馬，而隻是把自己關在房子裏生悶氣，有時在別墅裏自歎，有時在元老院裏合歎。凡是仍然渴望自由與秩序的公民，都對這種無政府的紊亂感到惱恨，但由於完全缺少領導者，也無人可做顧問，便隻能采取消極態度。
暴民卻再也找不到比這個更快樂的競技場了。小號的大人物是成千成萬的。政治煽動變成了一個大行業，有其專業性的標誌——破舊的袍子，蓬亂的胡子，長發飛舞，聲音低沉——而得到豐富報酬的也不在少數。為了發表激昂慷慨的演說，戲院供不應求。希臘人，猶太人，由奴隸獲得解放的自由民和尚未解放的奴隸，是定規的聽眾，也是公共集會上叫聲最大的；而投票的處所卻極少有有權投票的公民在場。
真正的權力握在有兵力的人手上；他們是出身高貴的冒險份子，他們召募了奴隸為鬥劍士與黑衛兵。這些鬥劍士與黑衛兵的主人開始時大部分屬於民主派，但從凱撒——他是惟一懂得如何領導和控製民主派的人，——離開之後，一切規律盡行破壞，黨員都各行其是。即使現在，這些人還是在自由的旗幟下興高采烈地奮鬥，但實在說，他們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反民主派。他們在不可少的旗幟上先寫上人民之名，然後又寫上元老院的或某個黨派首腦的名。譬如說，克羅底阿斯就輪流為執政黨、元老院和克拉蘇而戰（或自詡為此而戰）。這些武裝之徒的領袖們隻有在迫害他們私敵時才捍衛他們的旗幟——例如克羅底阿斯反對西塞羅時，米羅反對克羅底阿斯時便是如此——他們的黨派立場隻是他們公報私仇的工具。這一段政治史上的群魔亂舞，確實可以寫一段胡鬧音樂來配一配。至於大量的謀殺，圍攻住宅，縱火和首都內的其他暴力場麵，我們也沒有細說的必要了；噓，叫，吼，啐，踩，以至於丟石頭和拔劍相向更是家常便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