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區是各方割據勢力爭奪的中心。董卓遷都之後，關東同盟軍隨之解體，為爭奪地盤和勢力範圍，各路軍閥展開了征戰。漢獻帝初平二年（191年）七月，袁紹奪取了冀州。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出身於東漢末期一個權傾天下的世家。從他的高祖父袁安起，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父親袁逢，官拜司空。叔父袁隗，官拜司徒。伯父袁成，官拜左中郎將，但不幸很早就死去了。袁紹原為庶出，過繼於袁成一房。
袁紹生得英俊威武，甚得袁逢、袁隗喜愛。憑借世家資本，袁紹少年為郎，未滿二十歲已出任濮陽縣令。不久，因為母親去世服喪，接著又補服父喪，前後六年。禮畢，他拒絕征召，隱居於洛陽。
這時東漢的統治越來越趨於黑暗，宦官專政愈演愈烈，殘酷迫害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為代表的“黨人”。袁紹假意隱居，暗地裏卻一直在拉攏黨人和俠義之士，如張邈、何顒、許攸等人。張邈在“黨人”中的名聲很大，是“八廚”之一。何顒亦是“黨人”，與“黨人”領袖陳蕃、李膺交往密切，在黨錮之禍中，經常一年之中幾次私入洛陽，與袁紹共商大計，幫助“黨人”避難。許攸同樣是反對宦官鬥爭的積極參與者。袁紹的密友之中，還有曹操，他們結成了一個政治集團，以反宦官專政為目的。袁紹的活動引起了宦官的注意，中常侍趙忠怒氣衝天，對黨人發出了警告：“袁本初抬高身價，無視朝廷辟召，專養亡命徒，他到底想幹什麼？”袁隗聽到風聲，斥責袁紹說：“小心我們袁家被你敗壞了！”
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起義爆發後，東漢朝廷被迫取消黨禁，大赦天下“黨人”。袁紹這才應大將軍何進辟召為掾。
劉辯登基後，何皇後以皇太後的身份臨朝稱製，太傅袁隗與大將軍何進輔政，同錄尚書事。這是外戚與官僚士大夫對宦官的一次勝利。這時，袁紹通過何進的賓客張津對何進說：“黃門、常侍這些宦官執掌大權已經時日很久，相互勾結，將軍應該另擇賢良，除掉這些對國家有害的人，整頓朝政。這樣不但大臣們高興，百姓也會擁護。”何進也是這樣認為，於是任命袁紹為司隸校尉、何鯵為北軍中侯、許攸為黃門侍郎、鄭泰為尚書。同時受到提拔的還有二十餘人，這些人都成為何進的心腹。
後來，何進被宦官殺死。董卓執政時，曾傲慢地對袁紹說：“天下之主，應該選擇賢明的人。劉協還可以，我想立他為帝。如果不行的話，劉氏的後裔也沒必要留下了。”袁紹聽了此話非常生氣，但懾於董卓威勢，隻有默不做聲。
袁紹不敢在洛陽久留，他把朝廷所頒符節掛在東門上，逃亡冀州。董卓打算派人去抓袁紹，有人勸他說：“一般人是不能理解廢立大事的。袁紹不識大體，因此才害怕逃跑，並非有其他意思。如果現在通緝他太急，肯定會引起激變。袁氏四代顯貴，門生故吏遍布天下，許多人都得到過袁氏的恩惠。如果袁紹召集這些人，拉起隊伍，群雄都會乘機而起，那時，恐怕關東就不是明公所能控製得了的。不如索性赦免他，給他一個郡守的職位，他慶幸免罪，就不會招惹事端了。”於是，董卓任命袁紹為渤海太守，賜爵邟鄉侯。
董卓擅行廢立和諸種暴行，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不滿與憤怒，就連他親自任命的關東牧守也反對他。各地討伐董卓的呼聲異常高漲。討伐董卓，最有號召力的人物乃是袁紹，這不僅因為他的家世地位，還因他有誅滅宦官之功和不與董卓合作的行動。本來，冀州牧韓馥恐怕袁紹起兵，派遣幾個人駐渤海郡，監視袁紹的行動。這時，東郡太守橋瑁冒充三公給州郡寫信，曆數董卓種種罪狀，稱：“受董卓逼迫以來，無以自救，期盼正義之士，拯救國家危難。”韓馥接到信件後，召集部屬商議，他問大家：“如今應當助袁氏呢，還是助董氏？”治中從事劉子惠正色說：“興兵是為國家社稷，說什麼袁氏、董氏呢！”韓馥一言不發，很是慚愧。不過，從韓馥的話中，可知袁紹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在這種形勢之下，韓馥未敢再阻攔袁紹，他寫信給袁紹，表示支持他起兵討伐董卓。
關東州郡於漢獻帝初平元年（190年）正月起兵，推舉袁紹為盟主。袁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供應軍糧。豫州刺史孔仙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各自統領著數萬人馬。董卓見關東盟軍聲勢浩大，於是挾持獻帝，驅趕洛陽百姓遷都長安。
最初眾人對袁紹寄予厚望，但很快人們便對他失望了。作為盟主，他既不率先殺敵，也無力指揮這支數十萬的大軍。各州郡長官各懷異心，拖延時日，保存實力。駐軍酸棗的將領每日大擺酒宴，誰也不肯與董卓的軍隊交鋒，甚至還縱兵搶掠，百姓死傷無數。酸棗糧草用盡，諸軍紛紛散去，一場討伐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