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感動之餘，要求群臣賦詩助興，群臣推請太宗先賦，他略一沉思便朗聲吟道：
日昃玩百篇，臨燈披《五典》。
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
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
天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
唐太宗將此詩命名為《尚書》，他以《尚書》中驕奢淫逸、作惡多端的昏君為例，指出他們身敗名裂、國破家亡純粹是咎由自取。那些勤儉克己、廉政愛民的明君，盡管在史上鳳毛麟角，卻名垂千古、青史流芳，其根本就在於他們能夠聽取民意，為百姓謀利。通過詠史，太宗寄寓了自己立誌做一個“克己明君”的政治理想。聽罷此詩，群臣無不稱頌。就在這個時候，魏征當仁不讓，即興寫下《西漢》一詩：
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
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
夜宴經柏穀，朝遊出杜原。
終籍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在這首詩中，魏征以西漢初年的明君高祖、文帝、景帝和武帝為例，強調了曆代帝王隻有勤於國事，既建武功、又修文治，才能受到百姓的愛戴。魏征懇請太宗向劉邦等帝王學習，既“受降”於秦王子嬰，建立起滅秦之武功；又禮遇儒生叔孫通，開創文治之基業。
文化積澱頗為深厚的唐太宗一讀此詩，就知道其中所包含的借古喻今之意。他激動地說：“魏征忠心耿耿，不僅以奏折疏諫我，又賦詩以先賢開導我，真是難得的忠直之臣啊。”
在長達十七年的相處過程中，魏征的直言進諫與唐太宗的虛懷納諫構成了互相激勵、互相成就的良性君臣生態，這種關係在曆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魏征去世之後，唐太宗痛心疾首地對左右大臣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無論在任何時代，對於那些追求更澄明政治環境、更高尚個人道德的理想主義勇士來說，此言的金句地位都不容撼動。
宋太祖的“收權”之局-解雇是一門精妙的學問
在封建社會，權力就像是裂變的原子，有著無窮無盡的能量，也有著毀滅性的破壞力。怎樣讓權力在剛性製度中平穩運行，便成為了曆朝曆代的帝王將相所關心的問題。
如果要進一步考察權力的主要構成，那麼“槍杆子裏出政權”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事實上，兵權在唐末五代以來的政治風雲變幻中就已經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宋太祖趙匡胤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黃袍加身之前，他是後周的一名禁軍軍官。在五代時期南北各朝的群雄逐鹿之中，趙匡胤效力於大將柴榮，協助郭威擁兵自立，取代後漢而建立了後周，表現得十分突出。正是這最初的經曆，讓他窺見了禁軍足以讓政權易主的巨大力量。
不久，郭威病死，作為養子的柴榮一繼位便將趙匡胤提拔為禁軍的最高首領。戲劇性的是，這正是郭威當年在後漢軍中所處的位置。趙匡胤一上任，便在軍中精選驍勇善戰的壯士，親自組織建立起了“殿前諸班”。他在隊伍中布滿了親信，牢牢地掌握了這支精銳之師。
不久之後，柴榮病逝，後周上下再也沒有任何人能同趙匡胤爭鋒。柴榮年僅七歲的幼子柴宗訓繼位，和皇後一起艱難地維持著朝政，這便為趙匡胤竊取帝位提供了最佳時機。曆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公元959年十一月，趙匡胤以鎮州、定州的名義謊報軍情，假稱山西北部的漢人勾結契丹人向後周發動進攻，昏聵無能的範質、王溥當即信以為真，任命趙匡胤為大將軍出兵抵抗。
幾天之後，趙匡胤率軍出發，當晚便抵達開封東北四十裏處的陳橋驛。此時，趙匡胤就像是等待加冕的權力舞者，他與他宏大的野心之間，還隔著最後一支“黃袍加身”的終曲。
趙匡胤的親信趙普和弟弟趙匡義連夜在軍中大力為他造勢，四處宣揚另立皇帝的好處：柴宗訓太過年幼，不懂人情世故，將士們即使拚死拚活為其效命，也很難得到豐厚的回報。如果能擁立趙匡胤為皇帝後再出兵伐敵，情況會截然不同，立功的將士必將獲得高官俸祿。
這些煽動的語言由趙匡胤的親信在軍中散布開來，將士們紛紛倒戈，誓死追隨趙匡胤。為了確保“興王易姓”的順利進行，趙普和趙匡義又嚴令將領管束手下的兵士，要求大家在兵變後不得趁勢騷亂、燒殺搶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