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皇帝的心情並不是隨時隨地都那麼好。明太祖對無意中冒犯自己的文人也橫加殺害，甚至特意構建文字獄來迫害儒生。眾所周知，朱元璋曾經當過和尚，因此他對與光頭有關的詞語十分忌諱。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所作的《萬壽賀表》中有“體乾發坤，藻飾太平”的句子，其中的“發坤”與“發髡”同音，也就是剃去頭發的意思，徐元因此被朱元璋處死。
如果說徐元的無心之失隻是在偶然間被朱元璋抓了個正著，那麼另一些大臣則是主動往槍口上撞，恭維太祖不成反誤了性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杭州學府教授徐一夔，他在為本府起草的《賀表》中以“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來形容朱元璋，極盡頌揚之能事。然而朱元璋對此有不同的理解：‘生’‘僧’諧音，是在揶揄自己曾經當過和尚；而‘光’即‘禿’的意思，是在諷刺自己的脫發問題；‘則’與‘賊’讀法近似，簡直是在暗指自己竊取江山。於是，徐一夔的馬屁拍到了老虎屁股上，最終隻能落得嗚呼哀哉的下場。
朱元璋的鐵血手腕有效地加強了中央集權、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就像他教育太子朱標時所說的那樣，權杖從來就是一根長滿毒刺的棘棍，隻有毫不留情地剔除這些毒刺，當權者的地位才能長期穩固、高枕無憂。
隻是，權力的棘杖從未光潔平滑過，拔除毒刺的腥風血雨也從未停息過。曆代封建帝王都在寬仁、暴力和集權之間進行著此消彼長的博弈，卻從來沒有人能給出一個完滿的最優解。
曾國藩的“中庸”之局——為官有道，步步高升
在中國近代史上，曾國藩可謂“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末世的宰相是十分難當的，更何況曾國藩所處的時代並不隻是滿清一朝的末世，更是中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末世。因此，曾國藩不是諸葛亮、魏征那樣保國愛民的賢相典型，不是同時代“戊戌六君子”那樣的激進革命者，但也不像他的主子慈禧太後那樣為後世唾罵。
若要論毀譽交雜、功過參半，曾國藩絕對是封建官員中一個十分複雜、難以描繪的個體；若以時代為橫軸、人性為縱軸，那麼“中庸”二字足以概括曾國藩的一生。結合大時代的背景來看，曾國藩較好地平衡兼顧了各方的利害關係。他的一生沒有大起大落的波折，既保有“忠君愛國”的名節，又享盡了身前的榮華富貴。
1811年，曾國藩出生於湖南雙峰的一個鄉紳家庭。這樣的家庭既有多畝良田保證豐衣足食，又能讀書著文力求精神富足，從而培養了曾國藩既能立足現實又有精神追求的特殊品格。曾國藩自小聰穎過人、勤奮好學，他六歲入塾讀書，八歲能讀八股文、誦五經，十四歲時能讀周禮和史記。在長沙舉行的童子試中，年幼的曾國藩便已名列前茅；1832年，他又迎來了人生二喜，先後考取秀才並與歐陽滄溟之女成婚，從而邁上了人生的新台階。到了二十八歲那年，曾國藩更是高中進士，往後便踏上了光芒四射的仕途。在短短的十多年間，他由翰林院檢討開始，一步步升為禮部侍郎，官至二品，可謂春風得意。
公元1851年，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爆發。在洪秀全的領導下，起義軍由廣西桂平縣山區出發，以銳不可當之勢向北方推進，兩年之內便攻下南京，定為國都。清政府對組織軍隊、調集兵力圍剿起義軍感到力不從心，隻得放手讓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裝，這些武裝力量被稱為團練，具體指揮權屬於各地的官僚和地主。這便為曾國藩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曆史舞台。
1853年，鹹豐帝下令長江沿岸的官紳組辦團練，曾國藩借著回老家看望母親的機會協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此事。在同鄉儒生羅澤南的幫助之下，曾國藩迅速組建起一支數千人的隊伍，之後不斷擴大。曾國藩對朝廷八旗兵、綠營兵的腐敗感觸頗深，因此他在親自組建隊伍時十分注意從平民中招募人選，絕不引進官僚子弟。此外，他還善於利用封建宗族的血緣關係將軍隊緊密聯係成一個整體，從而大大地增強了戰鬥力。
1854年五月，曾國藩率湘軍在嶽州與太平軍初次相逢。首戰的情況並不理想，湘軍水師幾乎全軍覆沒。羞憤交加的曾國藩作勢要投水自殺，結果當然很快便被部下救了起來。湘軍出師未捷，隻得退回老巢，在曾國藩的帶領之下進行大力整頓，僅用了三個月便卷土重來拿下了嶽州。初嚐勝利滋味的湘軍再接再厲，經過激烈的交戰一舉攻下了武漢。此時的曾國藩情緒高漲，拋出了“肅清江麵，直搗金陵”的豪言壯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