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一出，掌聲雷動，在場的聽眾無不歡欣雀躍。在熱烈的氣氛之下，劉邦不慌不忙地為自己的籠絡性演說作結：“總之，我的軍隊今天到這裏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替父老鄉親除害，絕不會對你們構成任何叨擾和侵害，請不要畏懼我們。再說，我之所以要還軍霸上，就是為了聚集各地鄉親和各路諸侯，讓大家一起商議定奪今天這個誓約。”
演說結束之後，秦地的百姓都非常喜悅，興高采烈地送來牛羊酒食慰勞士兵，劉邦卻一一謝絕了鄉民的好意。他對大家說：“軍隊中的糧食是足夠的，我們不能讓大家無端破費。”老百姓聽了這話，都認為是遇到了千載難逢的聖明之君，更是迫不及待地擁立劉邦在關中稱王。
縱觀劉邦發跡前的種種行徑，實在是令人齒冷。但正是這樣一個“無恥之徒”，卻成就了天下霸業，這樣的反差與正直豪爽卻兵敗垓下的楚霸王項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也許，下麵這個插曲早已為最後的結局埋下了伏筆。
相傳當年秦始皇東遊的時候，劉邦和項羽同時看見秦始皇光鮮亮麗、豪奢氣派的車馬儀仗，兩人均被那種威武雄壯的氣勢深深觸動。項羽目睹此情此景，心緒勃發，放出豪言壯語：“假以時日，我必將取而代之！”楚霸王粗獷直率的英雄氣概可見一斑。而劉邦則有些不同，他隻是在一旁輕聲歎息道：“大丈夫就應該這樣！”言語間滿是豔羨嫉妒之情。
在後來的角力中，項羽和劉邦更像是自由搏擊賽中的兩個風格迥異的對手。項羽能在戰場上奮力拚殺，所向披靡；也能為士兵吸瘡療毒，可謂王者仁心；然而他卻不肯將權力下放給賢士，將刻好的官印玩沒了棱角還舍不得封官授印。這一致命弱點，直接導致了楚霸王最後的悲壯結局。
反觀劉邦，他不善帶兵打仗，更不能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卻以高超的演技和團隊協作能力俘獲了民心，拉攏了一幫甘願效命的能人賢士，在政權更迭的時代獲取了最終的勝利果實。
無論英雄豪傑敗亡而流氓無賴起家的劇情如何讓今天的看客扼腕歎息、憤憤不平，我們都不得不承認：成王敗寇從來都是曆史的法則之一。以“德”不一定能處處服人，而飽含心機與技巧的“術”則常常是製勝的關鍵。
文景盛世的“修養”之局——減法興國，一動不如一靜
漢高祖劉邦奪取天下之後，西漢初年社會經濟蕭條，到處都是一片荒涼的景象。
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漢高祖及其後的漢文帝、漢景帝一脈相承，對國家采取相對“無為而治”的方針。這種“無為而治”的國策並不是消極的放任和怠管，而是從減輕雜稅、扶植農業、抑製豪強、休養生息四個方麵來減輕國家和民眾的負擔，最終實現了“文景之治”，迎來了封建統治的一個巔峰時期。
文景之治始於漢文帝劉恒，他是漢高祖劉邦的兒子，在公元前196年受封為代王。公元前180年，呂後病死，呂姓外戚趁機作亂，朝中群魔亂舞。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與朱虛侯劉章等宗室大臣將呂氏一族斬盡殺絕，又將劉恒迎立為漢文帝。在劉恒之後，太子劉啟又被立為漢景帝。文、景二帝在任上勵精圖治，始終踐行著最原始樸素的“可持續發展觀”。他們所采取的很多具體措施，在今天看來仍然有其厚重的現實意義。
在減輕雜稅方麵，西漢初年的曆代皇帝都根據實際情況身體力行。劉邦登基後，約法省禁，將田賦稅率減至“十五稅一”。後來，因為國家財政需要，稅率有所提高，但漢惠帝繼位時又將稅率恢複了最初的水平。而在漢文帝前二年和前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將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前十三年還免去了全部田租。
從此以後，三十稅一成為了漢代的定製。文帝還將按人頭繳納的軍賦由每年一百二十錢減至每年四十錢，徭役的頻率由每年一次減至每三年一次。景帝二年，又將為國家服徭役的年齡由秦朝時的十七歲改為二十歲。
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自繼位以來多次下詔鼓勵百姓從事農桑，並按戶口比例選出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努力務農的模範給予獎勵，以鼓勵農民的生產幹勁。文帝還下詔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大大地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業、礦業的發展。漢文帝一度廢除了邊關要塞的通行證製度，大大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加強了各地區的經濟聯係，從一個側麵對農業的生產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商品經濟本身的發展，也使得全國的工商雜稅收入逐步超過了田租收入，反過來又為政府進一步減免田租奠定了經濟基礎，形成了良性循環。在與匈奴等周邊民族互通關市、發展貿易的過程中，西漢統治者堅持“異物內流，利不外泄”的原則，取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