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漢景帝當權的時期，朝中又出現了一個比賈誼更務實、更勇敢的政治家，那便是晃錯。晁錯指出，如今雖然有“重農”的法令，但仍然難以挽回農民日漸式微的社會地位，農民已經淪落至最為卑賤的社會底層。他提出“損有餘補不足”的財政思路，以“捐糧授爵”這種頗具吸引力的方式，誘使富人掏錢購買農民的糧食，最終有力地保障了重農國策能夠落到實處。在晃錯的謀劃和激勵之下，景帝打擊豪強的態度日漸強硬。他任用郅都、王溫舒、嚴延年和寧成等遠近聞名的酷吏痛誅不法豪強，造就了腥風血雨的一幕，在史書上留下了“流血十餘裏”“餘皆股栗”“豪強肋息，威震旁郡”等駭人聽聞的描述。
晁錯的父親聽說朝中的變故，急忙從老家趕來勸阻兒子：“你這樣做，劉氏安矣，而晁氏危。”最終，晁父不堪重壓、服毒自殺，晁錯也在後來的七國之亂中慘遭殺害。雖然結局同樣悲慘，但賈誼和晁錯的主張先後對文帝和景帝的統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兩人也作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後世稱頌。
劉秀的“仁政”之局——仁心待人，天下歸心
在中國封建史上，嚴苛殘酷的鐵血統治者畢竟占多數，然後便是陰險歹毒的野心家、口蜜腹劍的演技派，細想起來，真正留給寬仁帝王的舞台竟顯得十分狹小。
因為“婦人之仁”，楚霸王項羽最終抱憾自刎於烏江；因為天性中的柔軟與懦弱，南唐後主李煜成為了“亡國之君”的著名代表。然而，正是在這樣狹小的舞台上，東漢光武帝劉秀竟在為人處世、政治軍事等方麵處處以“柔”為主，並以令人歎為觀止的“柔術”成為了一位成功的開國皇帝。
劉秀是漢高祖劉邦的第九世孫子，出生於公元前6年十二月，其父早亡。劉秀的童年時期，正是西漢外戚王莽取代西漢建立新朝、推行新政的時期。隨著劉邦日漸成人，天下日趨混亂，王莽的“新政”也越來越不得人心。人禍加上天災，使得各地農民紛紛起義，尤以綠林、赤眉兩支起義軍的聲勢最為浩大，幾乎可以和王莽的軍隊一較高下。
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天下風起雲湧，劉秀也投奔怒海，趁著南陽一帶糧食歉收與哥哥劉演一起謀劃起義，很快便得到了七八千名響應者。
劉秀率部眾並入綠林軍後，很快就顯露出了他過人的政治才能和豐富的軍事韜略。自公元23年二月以來，綠林軍立劉秀的遠房親戚劉玄為更始帝號令天下，勢力一度得到迅猛發展。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和大司徒王尋率領新朝軍事主力四十二萬人，打著“百萬兵力”的旗號直撲綠林軍。綠林軍領導人放棄陽關，退守昆陽。劉秀仔細分析了當時的情況，認為如果全軍聯合抗敵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圍必然被各個殲滅，因此他堅決反對繼續逃跑。
情急之下，劉秀親自率領十三名騎兵連夜逃出南門求救，說服定陵、郾城等地的起義軍充當救兵。救兵在劉秀的親自帶領下偷渡昆水，向王莽的軍隊發起了突襲，最終大獲全勝。
昆陽之戰是中國曆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典範，也為起義軍推翻王莽新政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自從打敗王邑、王尋的軍隊之後，劉秀兄弟倆的名氣漸增，也日益樹大招風，引來了另一派起義軍將領的嫉妒和打壓。劉秀的哥哥曾經力阻劉玄立帝一事，對手們正好以此進讒，建議劉玄殺死劉演以絕後患。劉玄生就懦弱無能、毫無主張，便依計借犒勞軍隊之名大會群將，並在宴會上製造矛盾，最終將劉演殘害於一個鬧事將領的刀下。
劉秀在父城聽說哥哥被殺的消息，當即失聲痛哭。然而，當他動身來到宛城見到劉玄之後，並沒有急著用極端武力為哥哥報仇，反而主動示弱，表現得十分溫柔。他在劉玄麵前也不多語，隻講自己的過失。
當劉玄回顧起昆陽之戰的勝利時，劉秀一點兒也不居功自傲，而是將得勝的原因全部歸功於諸將。劉秀對失兄之痛的隱忍讓人驚歎，他回到昔日的住所，既不披麻戴孝，又不誦經做法，即使逢人吊唁也絕口不提哥哥被殺之事，隻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獨自流淚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