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聞訊後十分悲傷，將劉玄厚葬於霸陵，並將他的三個兒子封為諸侯。
東漢政權建立之後，劉秀仍然實行懷柔政策，避免了開國功臣慘遭殺戮的悲劇，使得東漢的政治安定，經濟也得到了較快的恢複。除此之外，他還一如既往地著力於調解將領間的不和，絕不讓他們相互爭鬥，更不會有任何偏私。大臣賈複與寇徇之間素有結怨，大有不共戴天之勢，劉秀便將他們叫到一起，居中調停、善言相勸，最終兩位大臣和好如初、攜手而去。
對待開國的功臣，劉秀也能做到長久銘記、不忘初心。中郎將來歙在征蜀的戰場上犧牲，劉秀竟戴著白布，親自乘車前往吊唁。他這種發自內心的真誠，確實為自己，也為東漢政權贏得了人心。
經過劉秀的不懈努力，東漢出現了“光武中興”的盛世。在他當政的中、後期乃至明帝時期，國民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迎來了政教清明、和諧穩定的社會局麵。難怪曹植和諸葛亮對劉秀的評價高於漢高祖劉邦，王夫之也說他“允冠百王”，蔡東藩更是作詩讚曰：“三十三年膺大統，功多過少算明王。”
唐太宗的“隱忍”之局——權力監督的封建範本
隋煬帝國破家亡之後，李氏父子登上了曆史舞台。經過兄弟間殘酷的政治鬥爭，唐太宗李世民奪得了最終的統治權。
作為隋末社會動蕩的親曆者，李世民從來不敢忘記隋煬帝的悲慘下場：隋煬帝的龍舟雖然極盡豪奢之能事，最終還是沒能如他所願，長久而平穩地航行在運河之上。唐太宗對此深有感觸，便以荀子的名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作為座右銘，時時刻刻地激勵自己。為了鞏固自己的皇權，他從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在政治上勵精圖治，實施了一係列開明的政策和措施。
李世民繼位之後，首先罷免了裴寂等保守派官僚，大膽任用庶族地主出身的魏征、戴胄、劉洎、馬周、李積、張亮等，這些人大多是知識分子，熟悉曆代興亡的史實和封建思想家治國的道理，其中有很多人還參加過農民起義，深諳農民武裝的強大力量。正因如此，這些新派官員比保守派官僚更接地氣，在處理政務的時候能夠實事求是、靈活決斷。通過選拔大批庶族地主政治家進入最高統治集團，唐朝的科舉製日臻進化，唐太宗還同時達到了抑製士族地主勢力的目的，很好地順應了曆史發展的趨勢。
在封建專製體製下，皇帝握有國家的終極權力。正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普天之下幾乎沒有什麼力量能夠製約這種終極權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普遍奢望以君主自身的道德來約束無限的權力。也就是說，如果碰上不講道德、胡作非為的昏君，天下人便隻有兩種選擇：一是成為集權的受害者、犧牲品，二是發動起義推翻政權。因此，一朝一代的興亡得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一人的品德。
大唐之所以興盛，就在於唐太宗深知自己手中的權力是把雙刃劍。為了封住這把雙刃劍朝向自己的刃口，唐太宗以隋煬帝拒諫飾非為鑒，虛懷博納，從諫如流。放眼當時的朝堂，魏徵、劉洎、岑文本及馬周等諫臣數不勝數，他們大多能夠麵折廷爭，向李世民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和批評。在眾臣的監督和勸誡之下，唐太宗能夠較好地實行“君道”，從而避免和糾正了許多錯誤。由此可見，“貞觀之治”及整個盛唐局麵的出現雖然絕非李世民一人的功勞，但與他的善於納諫卻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