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是非恩怨之謎
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是北宋中後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們曾經是相互傾慕的朋友，隻是由於後來的政見不同而成為一對政治冤家。他們各自恪守自己的政治理想，毫不妥協。但他們又保持著對對方人格的尊重，也許用清代大詞人納蘭性德《木蘭詞·擬古決絕詞柬友》來形容王安石和司馬光的關係，再恰當不過：“人生若隻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閑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
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好友關係持續了很長時間。司馬光《與王介甫書》中寫道：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嚐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交往）也。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遊處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們都蒙受過歐陽修的教誨和舉薦，又同與北宋大詩人梅堯臣結為忘年之交。他們還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擔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則是他們的頂頭上司——群牧使。
據《邵氏聞見錄》所引司馬光的《齋記》記載，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為：“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藝及程式文有美者，讀一過則成誦在口，終生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錯意，文成，觀者皆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俸祿入家，數月輒無……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始為小官，不汲汲於仕進。 ”《邵氏聞見錄》稱“荊公（王安石）、溫公（司馬光）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這些共同的品格和誌趣，使得他們互相“傾慕之心，未始變移”，就連租賃住宅，王安石也寧願和司馬光做鄰居。
在王安石即將被起用之際，司馬光在寫給王安石的信中說：“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令致，生民鹹被其澤矣！”這年五月，司馬光發現好友呂誨袖中藏有彈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對呂誨加以勸阻後，回到學士院默坐終日，想不出王安石有何“不善之跡”。
在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讚賞的詩賦。王安石與司馬光友誼的頂點是在他們共同擔任館職——皇帝文學侍從的時期。《宋人軼事彙編》記載“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時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預，時目為嘉四友。”
但是，好景不長，兩人因為政見不同發生了分歧。1067年，皇太子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當時朝廷將要舉行春季祭天大典。由此，引發了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麵前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爭論。當時，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已經先後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王安石一次沒有推辭便接受了此項任命；而司馬光則是在皇帝下令不許推辭的情況下，接受了任命。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不是當務之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司馬光反對：“你所謂善於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王安石說：“不然。善於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司馬光大不以為然：“天下哪裏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設法從老百姓那裏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蒙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從後來發生的情況判斷，皇帝很可能有過短暫的猶豫，但最終還是支持了王安石的變法主張。1069年，即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寧變法”開始了。
當司馬光發現改革可能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時，他開始用激烈的言辭彈劾王安石；而作為好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借“以盡益友之忠”。王安石在與宋神宗的談話中，力排司馬光的非議；但對這位好友，又“賜之誨筆，存慰溫厚”。眼見無法改變局麵，又與王安石因變法事絕交，司馬光堅辭樞密副使，離開權力中心，來到當時的文化中心洛陽專心修史。
他們兩人雖為政敵，但兩人互相保持著對對方人格的敬重。一個反對新法的官員死後，司馬光為其作墓誌銘，其中有諷刺變法的話。有好事者將這個墓誌銘獻給王安石，以為後者會遷怒於司馬光。不料，王安石卻將銘文掛在牆上，向其門下士讚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而司馬光在洛陽記述宋朝曆史時，也能對王安石做客觀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