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推測，很有可能是負責編撰《實錄》的許敬宗討厭褚遂良，所以在編撰《實錄》時將誣告劉洎的屎盆子扣到了褚遂良頭上。現在誰誣告劉洎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李世民信了。以李世民的智商，以他的見識，原本這樣的誣告是不會成功的，然而，貞觀十九年的李世民已經不再是以往的李世民，貞觀十九年的高句麗之戰成為了李世民一生的分水嶺。在征戰高句麗之前，李世民充滿自信，而在征戰高句麗之後，李世民的自信心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雪上加霜的是，在回軍的路上，他病了，一度比較危重。這一年，李世民四十八歲，如果沒有這次得病，他可能還會一如既往的英明，然而十二月這一病，讓李世民突然感覺“老之將至“，老了，經不起折騰了，一場失利居然導致了一場病，真是老了。生病的李世民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從容，感到“老之將至“的他考慮更多的是皇權的平穩交接。自己不可能陪伴太子一輩子，那麼就要把最好的局麵、最好的大臣留給太子，絕不能在自己的手中留下任何隱患，絕不！很不幸，曾經很紅的劉洎就成了一個安全隱患，此人居然想成為伊尹、霍光，這樣的人是不能留給太子的，盡管他曾經很紅。
其實李世民未必相信別人對劉洎的誣告，他曾經在劉洎的要求下召來馬周對質，一種說法是馬周證明劉洎沒說過那樣妄自尊大的話，一種說法是馬周保持了沉默。然而無論馬周的態度如何，劉洎必須死，因為李世民可以證明，他確實說過那樣的話，時間就在貞觀十九年三月。“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 劉洎，你還記得你說過的話嗎？時間再回到貞觀十七年四月，劉洎同樣有讓李世民反感的舉動，他竟然上疏擁立魏王李泰繼任太子，這說明他屬於魏王一派，有結黨營私之嫌。結黨營私，妄自尊大，位置敏感，身為侍中兼任太子左庶子的劉洎再一次踩上了生死線，如果闖過這條生死線，身為太子左庶子的他很有可能在李治的手下贏得更高的權位，而如果闖不過去，他的一生就要清零。然而新帳老賬疊加了到一起，劉洎的鴻運終於走到了頭，數年前李世民一句話將劉洎推向了陽光明媚的生路，現在李世民一句話又將劉洎推向了漆黑一片的死路。李世民說道：“劉洎散播謠言，把自己比作霍光、伊尹。惹的大臣們相互猜忌。應該賜他自盡，妻子和孩子就算了。
“貞觀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經很紅的劉洎伏誅，臨刑前他向監刑官員討要紙筆想要給李世民寫最後一道奏疏，然而監刑官員堅定地搖了搖頭，不給。劉洎死後，李世民得知了這件事，盛怒之下將監刑官員投入了大牢。李世民的內心是矛盾的，其實他知道劉洎可能很冤，但為了皇權，他不能把這顆權臣的種子留給自己的子孫，為了皇權，一切可能擋路的都必須除掉，必要時可以良莠不分。在劉洎身後，其子劉弘業兩次為父翻案，第一次失敗，第二次終告成功。
高宗顯慶年間，劉弘業上書指控褚遂良誣告父親劉洎，請求為父親翻案，這次翻案得到了權臣李義府的支持，因此高宗李治親自過問了這件事。李治向近臣詢問對策，給事中樂彥瑋說：“要是給他平反的話，那就是說先帝用刑過重了！“第一次翻案就此失敗。則天臨朝，其子劉弘業再次上書奏稱父親劉洎被褚遂良誣告而死，第二次為父翻案，這一次終於成功，武則天詔令複其官爵，最終算是為劉洎平了反。複官也好，平反也罷，對於劉洎而言，一切都是身後之事，在他臨刑之際他可能想到我曾經很紅，也可能想到我此刻很慘，紅也好，慘也罷，人頭落地之際，就是一生清零之時。不過，如果劉洎地下有知，他或許會有一點勉強的安慰，因為這樣的倒黴蛋不隻他一個，而是一下三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