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增修主要針對原書的缺憾作了大量補充，其中有以下幾點提醒讀者們關注：
一，遊民曆代皆有，但形成群體是在宋代。宋代有許多與前代不同的社會特征，這些特點與遊民大量產生及群體的形成有極大的關係。如宋代初年的“不立田製，不抑兼並”政策，使得土地所有權變更速度加快，土地所有權的流轉過程中必然使許多人離開鄉土社會，大量人口脫序，稱為遊民。另外，兩宋大城市的繁榮、特別是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臨安的工商業、服務業發達給讀史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發達的工商業、服務業為流入城市的遊民提供了就業的機會，使得遊民能在城市生存下來。如何看待這個社會現象，曆史學界也是有爭論的。我以為宋代大城市的繁榮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遊民大量流人城市、勞動力廉價；二是宋代中葉以後對於官員、士大夫特別優待，俸祿之高，超出曆代。這兩個因素遇到一起，即可形成高消費的熱潮。這個現象是史學界目前關注不夠的。這次“增修本”中對於這個問題作了較為詳盡的討論。
二，宋代是遊民多且遊民活動特別有影響力的時期，遊民的江湖也於此時出現。但遊民是旋生旋滅的，北宋末、南宋末、元末乃至明末都有大量的遊民死於戰亂。特別是明初的重建宗法、重建小農，遊民基本上消失。後來由於人口膨脹、兼並劇烈，遊民逐漸增長，明中葉以後直至上個世紀40年代末，作為一個人數眾多的遊民群體基本上沒有消失過。宋代以後，遊民增長與活動顯示出階段性，各個階段的遊民活動具有不同的特點。這些在原書中缺少論述，“增修本”在上述這些方麵作了補充。
三，一些通俗文藝作品中的遊民意識是如何影響廣大民眾，甚至成為民眾、特別是底層社會的人們認識世界、認識曆史、判斷是非的主要依據，從而成為遊民社會化與社會遊民化主要橋梁的呢？這與通俗文藝作品的廣泛傳播是分不開的。原書雖然探討了通俗文藝在民間的影響，但對於通俗文藝作品中的話語在民眾頭腦中紮根的現象關注不夠，本書在這些方麵作了補充。書中還提到齊如山先生在上個世紀20年代所寫的《戲文警句》，那篇短文中羅列了一百多句當時流行於北平人口頭的警句作為證據。
四，加強了對“三教之外，還有一教”即“小說教”的論述。本書的目的在於闡述遊民問題不單純是個社會問題，更是個文化問題。我們講傳統文化時目光都集中在儒釋道三家上，對於在民間有廣泛影響，甚至這種影響也波及到其他階層的“小說教”卻忽略了。雖然原書也談到這個問題，但沒有列為專節。“增修本”把這個問題作為專節來論述，並征引了前人在這方麵的探索。
五，從遊民的社會化的角度探討了江湖問題。原書隻從遊民奮鬥的空間的角度分析了江湖的性質，其實江湖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它處於隱性狀態，與主流社會相背離的。投入江湖的不僅僅是遊民，也包括了許多其他階層的邊緣人物。這些邊緣人物想在江湖中覓求他們在主流社會得不到的東西。上層社會的邊緣人物投入江湖後，往往會成為江湖的中堅力量甚至領袖。這種反主流社會的江湖出現於宋代。宋代工商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遊民，他們以出賣勞動力為生，但是城市又不能為他們提供任何保障。出賣勞動力的人們，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權利，城市中形不成市民社會，無論是商人、手工場主，還是出賣勞動力的人們，都不能形成保衛自己的力量。因此，一旦有社會動亂，原有的工商業、服務業破產，這些人就容易流落江湖，成為反社會的力量。
上述諸要點是本次增修時特別關注的問題，自以為在這些方麵有些心得，寫入書中，為讀者思考提供方便。
自從1991年我第一本論述遊民文化的專著《中國流民》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至今已經超過十五年了。1999年出版了《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後來發表了多篇與遊民文化有關的論文、隨筆及其他文字，拋磚引玉，使這個沉寂多時的社會文化問題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慎之先生所為名文——《發現另一個中國> 1999年發表於《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後經多家報刊轉載，海內外學界反響強烈。有些學者開始致力遊民文化問題（有人概括為“流氓學”——我以為不甚準確）的研究，並有一些可觀的成果出現，不論是在網上或平麵媒體中都可以看到，而且還有一些專著問世。這是令人興奮的。
當這個增修本問世的時候，正當慎之先生逝世四周年，本書修訂中考慮到先生的一些意見，最重要的是摒棄“封建社會”這個模糊的概念，試用“皇權專製社會”以替代，但仍嫌不夠準確，因為這隻注意到秦始皇以後社會的政治特征，不能概括這個社會的經濟特征，還有待於曆史界、理論界進一步探索。
本書最後所附杜亞泉、黃遠生等先輩對於遊民問題的論述，其實當時關心遊民問題的遠不止他們二位。梁啟超認為當時社會問題中最重要的不是“有產”、“無產”的問題，而是“有業”、“無業”的問題。這樣，才把社會中的窮苦人分成為“勞動者”和“遊民”，而且還是遊民多而勞動者少。在社會發展中，“勞動階級之運動可以改造社會，遊民階級之運動隻有毀滅社會”。他還說：
今之社會主義運動家，或以熱心太盛之故，深嫉乎有產階級智識階級之腐敗不足與語也，又見乎勞動階級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質亦帶保守，不易鼓動也，於是“為目的不擇手段”轉而思利用遊民。夫天下之最便於利用者，誠莫遊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結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試執共產主義以告任何階級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見能奉行也。試以語半兵半匪之軍隊，則彼可以“聞斯行諸不俟終日”。數月以來，高陽兵變，宜昌兵變皆籍市民之產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
“吾為實行共產主義來也。試問社會主義之名義，若為彼輩所假借，則玷此名義為何如者，而國家元氣之瘵喪又何如者。故吾願真愛國真愛主義之人慎勿出此也。”
可見當時人們對遊民所構成的社會問題的思考，梁啟超對於遊民所構成的文化問題多有論述，在此次增修中有所涉及，故稍提梁氏對遊民在社會運動中負麵作用的憂慮，我想不是毫無意義的。
王學泰
於200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