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一些同仁對遊民問題表示理解和認同，如雜文家牧惠先生、翻譯家藍英年先生、古文獻學家許逸民先生、《博覽群書》主編常大林先生、文學研究所《文學遺產》的王毅先生等。他們在不同方麵給筆者以支持，在這個課題得以問世之際，筆者對他們的理解與支持表示感謝。另外，有些朋友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筆者的觀點，時時與筆者爭論。學術乃公器，一個學理也隻有在有見識的批評和反複的論辯中才會日漸成熟與完善，這些朋友的不同意見給我以啟發，促使我思考自己所論證問題的漏洞和不足之處。
本課題前後斷斷續續做了近十年，特別是最近一二年中，我幾乎把主要精力用在了這本書的寫作上，甚至犧牲大多的節假休息日。在這個期間，我的妻子管小敏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勞動，給了我許多時間和多方麵的幫助。這部書是浸透了她的汗水的。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的出版不是遊民問題研究的結束，恰恰是這個問題研究的開始。希望拙作能夠得到學術界對遊民問題有興趣的學者的關注，特別期待他們的批評。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責任編輯郭強先生，沒有他認真負責地審讀此稿，這部粗糙的著作會出現更多的紕漏。
王學泰
1998年11月14日
增修版後記
耗時半載，重裝了兩次windows，總算完成了《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的修訂。這個“增修本”比原書增加了17萬字，如果加上修改的文字，“增修本”更動的文字大約在20萬左右。原書近50萬字，“增修本”近70萬字，等於寫了一本新書。這是在這個增修本出版之時先要向讀者說明的。
在修改本書之前，又認真地讀了一遍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因為費先生研究的是古代中國的主流社會，這是在研究從主流社會流離出的遊民時必須先搞清楚的。古代的主流社會從組織形式上說是宗法的；從生產方式上說是自然的小農經濟；從其穩固性上來說，費先生稱之為“鄉土社會”。費先生很重視這個“土”字。他說：
我們說鄉下人土氣，雖則似乎帶著幾分藐視的意味，但這個土字卻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義是指泥土。鄉下人離不了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辦法。在我們這片遠東大陸上，可能在很古的時候住過些還不知道種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樣，對於我們至多隻有一些好奇的興趣罷了。以現在的情形來說，這片大陸上最大多數的人是拖泥帶水下田討生活的了。我們不妨縮小一些範圍來看，三條大河的流域已經全是農業區。而且，據說凡是從這個農業老家裏遷移到四圍邊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實地守著這直接向土裏去討生活的傳統。
這表明我們傳統上就是農業社會，從黃河、長江到珠江一帶的人們都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從有文字記載以來，我們祖先就是主要依靠農業維持生存和發展。讀周族的史詩如《生民》、《皇矣》、《篤公劉》、《綿》等中所寫的周族祖先如後稷、公劉、古公宣父等，都是精於耕作的農業專家、善於在“土裏刨食”的行家裏手。
靠種地謀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貴。城裏人可以用土氣來藐視鄉下人，但是在鄉下，“土”是他們的命根。在數量上占著最高地位的神，無疑的是“土地”。“土地”這位最近於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對，管著鄉間一切的閑事。
盡管後來我們有了城市，而且城裏人看不起鄉下人，但土地是命根，一切都仰仗於它，即使城裏人也離不開它，因為土地——農業是人的基礎。農業是人類第一產業，是最貼近生活和最富於人性的，特別是能夠自給自足的小農業。這樣連管理一方的“土地爺”也被人們塑造成最人性化，管理人們家長裏短的小神。費先生強調“鄉土社會”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不流動，安土重遷。對於鄉土中人，固定不變是常態，遷移、流動是變態。
農業和遊牧或工業不同，它是直接取資於土地的。遊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不定；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裏的莊稼行動不得，侍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裏，土氣是因為不流動而發生的。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大旱大水，連年兵亂，可以使一部分農民拋井離鄉；即使像抗戰這樣大事件所引起基層人口的流動，我相信還是微乎其微的。
我並不是說中國鄉村人口是固定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口在增加，一塊地上隻要幾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飽和點；過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負起鋤頭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動的。這些宣泄出外的人，象是從老樹上被風吹出去的種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個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樣的命運下被淘汰了，或是“發跡”了。我在廣西靠近瑤山的區域裏還看見過這類從老樹上吹出來的種子，拚命在墾地。在雲南，我看見過這類種子所長成的小村落，還不過是兩三代的事；我在那裏也看見過找不著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給狗吃的路斃屍體。
是什麼引起鄉土社會人們的遷移和流動？費孝通提出了人口的增長，土地不勝負擔時，人口的流動發生了。因為即使無災無害，每一塊土地所能養育的人口都有一個飽和度，超過了這個“度”，“分群”遷徙就不可避免。然而，這有個度，即在他所能到達的範圍內土地還有餘裕。也就是說如果某宗族人口增長了，先是精耕細作，以提高單位麵積農作物產量的辦法以滿足多餘人口的需求，直到非得“宣泄”不可時，便產生了有目的和無目的的兩種宣泄。由於曆代統治者（在宋代以後特別明顯）對民眾流動的限製，也因為國人內陸居民的性格，這種“宣泄”很難流播到海外。這與歐洲人有很大區別。其實，更大量的是因為天災人禍、被迫離開鄉土社會的人們。另外，除了流播到其他土地上之外，還有大量的人們在城鎮中以其他方式謀生。這些人大多是本書研究的對象——遊民。
因此，可以說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所研究的是古代的中國人在鄉土社會中的生活狀況、思想狀況；而本書研究的乃是脫離了鄉土社會的人們生活、思想狀況。因此費先生的《鄉土中國》是本書研究的出發點。古代的中國農民當他們有田可種，能夠維持半饑半飽生活的時候，他們生活在“鄉土中國”中，他們的思想性格正像費先生描寫的一樣，當他們被鄉土中國拋棄、成為遊民、墮入江湖，其思想性格必然發生變化，逐漸遠離鄉土中國，變成像本書所描繪的那樣。雖然原書也意識到“鄉土中國”是自己思考的出發點，這次修訂時這個意識更加自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