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遊民、遊民文化的研究與寫作，從1988年到今天總算告一段落，這就是奉獻給讀者的這部近50餘萬字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在《緒論》中，我提到激發我對此問題興趣的是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可是最初寫作這部書時，卻選定以古今通俗小說和遊民、遊民文化、遊民組織的關係作為考察問題和寫作時的貫穿線索（最初的題目設定為《中國通俗小說與天地會關係的研究》）。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於我是從事古典文學和古代文化關係研究的，我的研究不能離專業太遠；另外，遊民、遊民文化、遊民組織與通俗小說的產生、發展確實有極密切的關係，沿著這條線索寫作會引起讀者的好奇，增加可讀性。通俗小說中引人人勝的情節、江湖藝人的奇思異想與遊民生活的傳奇性及其思想意識的獨特性結合在一起，構成一幅幅古今遊民風習的通俗畫卷。如果按照教科書的寫法，從遊民、遊民知識分子、遊民意識、遊民文化等概念的定義寫起，再寫其特征、形成過程和演變曆史及其與中國文化的關係等問題，這種寫法不僅枯燥無味，而且還會出現無意義的重複。
清末，中國人口約為四億，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和外國資本的湧入，農村破產，大量的失業農民流入城鎮，成為遊民；而且一些有一定知識的青年突破宗法網絡，流浪於城鎮，生活極不安定，也不免沾染遊民習氣。因此，近現代以來遊民成為中國的重大問題。20世紀20年代，毛澤東認為遊民是“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們的人數大約在二三千萬。另外，也有毛先生沒有估計到的，就是遊民階層思想意識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他們的人數，特別是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遊民階層是社會動亂中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在社會變遷中他們也往往是得利最多的階層，因此，許多其他階層的人們不管在口頭上如何對遊民、遊民的處世方法、遊民的思想意識表示鄙視、厭惡、甚至痛恨，但是在他們的現實生活中，要獲得成功便自覺與不自覺地模仿遊民，這真是使人無可奈何的！充斥著遊民意識的通俗文學作品在民間廣泛傳播，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正是從這條渠道，遊民的思想意識散播到其他階層人群中去，使得遊民作風不僅流行於社會底層的遊民群體之中；而且泛濫於政治界、軍事界、學術界，乃至於文化界，甚至 會的共識，這是許多清末民初思想家所看到或感覺到的、也是令他們痛心疾首的和要大聲疾呼的。他們還從不同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提出解決的方案。
民國元年有名的報人黃遠生，在他主編的《少年中國周刊》發表了《遊民政治》的論文（見本書附錄），他認為“吾國數千年之政治，一遊民之政治而已”。這種說法雖然擴大了遊民的外延，顯得有些偏激，然而這篇文章重要的是他對消除遊民意識的理解和對易墮於遊民群體人們的告誡：
今日社會之賢者，勿自甘為遊民，而為人所利用也。夫必有獨立之生計，而後其人乃能獨立自尊。
這與現代人們關於消除人身的依附的設想與建立公民意識的想法是相通的。其後，杜亞泉在《東方雜誌》發表了他對中國政治革命成效甚微和社會革命難以發生的分析時指出，這種情態的根源在於中國有個遊民階層和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動亂與社會變遷中的作用，這一點我在本書的《緒論》巾已經談到。近現代最偉大的思想家魯迅先生特別關注遊民和遊民意識問題，從他的第一篇小說《懷舊》到他臨去世時寫的《死》，都在與遊民意識作鬥爭。對於遊民意識中的缺少是非的觀念，他痛之尤深。此後社會學家薩孟武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指出，中國古代社會中最有力量的是豪紳和流氓兩個階層。
這些論述，特別是魯迅先生對中國社會的分析、對國民性的解剖，對流氓及其思想意識的批判，對於筆者有很大啟發。而且，筆者認為自己這點小小的勞作是魯迅所做工作的繼續。在本書中也參考了一些時賢的著作，都已隨文注明，並在書後附有參考書目。這裏筆者謹向他們表示感謝。
感謝李慎之先生賜序，李先生是前輩學者。我與先生的女公子李伊白女士同事十餘年，又有先後同窗之雅；五六年前讀了李先生關於“全球化”的論文便十分欽佩，但總認為先生的研究是以外國文化為主，所以從未敢打擾先生。去年主持編纂了一套隨筆集《學人文庫》，其中有的書中涉及到外國文化，呈上一套以求教，沒有想到先生對拙著《燕譚集》中的有關遊民的一些文章很有興趣，因此本書完成後，持此書稿以求教。先生細讀了兩遍，對本書提出了許多意見，大到觀點材料，小至文字標點，並建議增加朱元璋一章。我根據李先生的批評和建議又對全書作了修改增訂，現在此書得以麵世，其中滲透了李先生的心血。這是應該向讀者說明的。
本課題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受到許多同事和一些朋友的關注。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董乃斌先生支持將本課題納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中國小說史專家石昌渝先生也對此課題頗有興趣，經常互相切磋，並提出了一些對我頗有啟發的問題。特別是他到日本做訪問學者時複製了僅存於日本的明代刊本《隋唐誌傳》，回國先借給我參考，使我非常感動。我還特別感謝我的老師首都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廖仲安先生，先生對《水滸傳》有深入的研究，“文革”末期寫了《（水滸傳）淺談》，在那種特殊的條件下仍能排斥極左的幹擾，對《水滸傳》作了許多有價值的分析，想當年我捧讀先生贈給我的這本書時，從中是受到了許多教益的。先生在粉碎“四人幫”後，對宋江這個文學形象的社會意義作了獨到的分析，指出宋江的身份是“吏”而不是“官”，這個問題是很少有人關注的。這對我研究遊民問題有啟發意義。“吏”自宋代以來與官逐漸分家，“吏”雖然也屬於統治階級，但是他隻是統治階級的邊緣人物，很容易滑到統治階級的對立麵去，即使他在統治階級之內時，由於其邊緣特性，他們也往往不顧及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隻是追逐短淺的個人利益，成為統治集團的渙散劑。這與遊民的反社會作用是有共同之處的。清代的遊民組織中“吏”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
本書中涉及到遊民組織天地會的問題，在這方麵得到宗教研究所天地會研究的專家羅熠先生幫助，他慷慨地將實地調查所得到的材料借給我用，為本書增色。本課題完成後，經過研究所內外專家的評審，他們肯定了本課題的論點和論證過程，也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這些專家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張弓先生、宗教研究所的羅熠先生、北京師範大學的董曉萍先生以及文學研究所的石昌渝先生、楊鐮先生。這裏謹向他們致以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