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的領導者，多年來我始終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我一直認為，我所從事的工作，帶來了這種拋頭露麵的生活，而我也一直在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遊離。對我來說，前者是公平的遊戲，後者則不是。
這個觀點第一次出現動搖是我和喬希·拉莫會麵帶來的——最後證明這一動搖是寫這本傳記的第一步。1997年，我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該刊派喬希寫一篇我的傳略。他對我的青年時代非常感興趣，因為他確信那個時期對我成為什麼樣的人起著關鍵的作用。起初，我婉言拒絕了他的請求，就像以往拒絕這方麵的嚐試一樣。然而，喬希說服了我。可以看出他真的對我的故事很感興趣，而且，通過我們在一起度過的幾個小時，他贏得了我的信任，令我向其敞開心扉。我欣然向他講述我的青年時期，而這讓他寫出了一篇極好的傳略，通過這篇傳略，我向外界拋出了第一根橄欖枝。所以，我應該感謝喬希，是他讓我開啟了這個過程。
在《時代》雜誌這篇文章發表之後的幾年裏，更詳細地講述我人生經曆並彙集成書的想法反複出現。我妻子埃娃也鼓勵我寫，我們相識於我21歲那年，這些年裏她聽我講述過我在那之前的經曆。她提醒我，等我們的孫子輩長到能夠理解我的故事時，他們可能就沒機會聽我親口講述這些故事了。她鼓勵著我，成為我的意見反饋者，積極幫助我回憶過往的經曆，整理寫作素材，在故事不斷展開的過程中，還擔當了吹毛求疵的編輯這一角色，為我把關。
我的草稿一完成，諾姆·珀爾斯泰恩便起了關鍵性作用。因職業關係，諾姆和我已經認識了20年左右，但是當他同意編輯我的書時，我們之間的關係開始以另外一種形式展開。他沉浸在我的故事裏，並且指出我不願企及的地方——可能是因為有些沉痛的記憶仍然令人不適，不願忍受那種痛楚。諾姆係統地分析了這些地方，令我比最初的設想走得更遠——說得更多。他的努力令我的故事更完整、更真實。
最後但也十分重要的一點是，我十分感謝凱瑟琳·弗雷德曼，她在幫助我完成那本商業戰略方麵的書——《隻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之後，迅速轉變文風，以迎合我講述孩提時代的故事的需要。她保持著敏銳的編輯直覺，還就一些關於背景、地點和情緒方麵的細節問題向我發問，進行深入的挖掘。正是凱瑟琳對細節的這種追求，令我的記憶更加鮮活，也令我的故事遠比我想象中的豐滿。
我很幸運，因為像上述四人那樣對我前20年的生涯有著濃厚興趣的人還有很多。如果沒有他們，就不會有這本書。
1936年，我出生於匈牙利的布達佩斯。20歲之前，我相繼經曆了匈牙利政府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德軍占領匈牙利、納粹的“最終解決”、蘇聯紅軍包圍布達佩斯、“二戰”剛剛結束之後的民主混亂時期、匈牙利共產黨執政，以及被鎮壓在槍口下的民眾起義等時期和事件。
本書講述的就是那些時期發生在我和家人身上的故事。
在開始講述我的故事之前，讓我先介紹一些曆史背景，這對讀者或許有所幫助。我出生時，匈牙利由海軍上將米克洛什·霍爾蒂領導的右翼獨裁政府統治。霍爾蒂政府與納粹德國結盟，不過卻比納粹德國的其他盟友具有更大的獨立性。這也許與一個事實有關，即匈牙利位於受德國和蘇聯影響的國家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