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製主義是一體兩麵，一麵是專製主義，一麵是奴隸主義，沒有專製主義就無所謂奴隸主義，沒有奴隸主義也成就不了專製主義。我們試想，袁世凱想要複辟稱帝，孫中山要搞黨內獨裁，這固然是專製主義作祟，但如果沒有那麼多人去“抬莊”，心甘情願地“做穩了奴隸”，那些違反民主的事情還會發生嗎？至少不會那麼順利吧。既然民主先驅都還沒有徹底擺脫傳統，那麼，他們依葫蘆畫瓢弄出來的民主，多少會摻雜進一些專製的私貨，變成很不專業的東西。因此，你說他們打破了鐵屋子，建起的新房子，又有多少新意？難怪哥倫比亞大學教授N佩弗說中國的共和政體是個粗糙仿製品：“它在中國的曆史、傳統、政治經曆、製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地，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隻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
專製主義比專製本身有更強大的生命力，是專製者得以專製的土壤。用胡適的話說，大清王朝早就該命絕黃泉了，在曾國藩那個時代就該絕了，維係這個該絕不絕的政權的就是專製主義，因為“那七百年理學餘威還在那時支持一個尊君的局麵，使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諸人不敢做進一步取而代之的革命”。別說那些老古董，就是袁世凱這樣的新派人物，當了權也不敢造次，直截了當地取而代之，而是假革命黨之手來勸誘皇帝退位，怕落個不好的名聲，等到自己有機會了，也想爬到龍椅上去坐坐。
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鐵屋子雖是專製主義和帝國主義雙層鐵皮打造的，兩者好像一丘之貉，但帝國主義往往被專製主義所利用，進而加固了專製主義。專製獨裁者往往利用國家民族危機來激起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將民眾的怒火引導向列強，而不是引到自身，在這種引導的作用下，民眾尤其懂得愛國，但就是不懂得愛民主，甚至為了所謂的愛國而踐踏民主。難怪李慎之先生說：“中國人民曆來是講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曆來不講究專製與民主的區別的。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製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這是專製主義操弄的後果，也是專製主義得以長期生存的土壤，而晚清民國時期，中國正好處在民族危機重重的時代，正好被專製獨裁者拿危機來壓倒民眾對民主的要求，這就是“危機壓倒一切”，“救亡壓倒一切”，以至於長期跳不出“救亡壓倒啟蒙”的怪圈。因此，“攘外必先安內”，在和平時期，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反專製主義，專製主義被連根拔掉了，國家強大，還怕什麼危機襲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