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大清麵臨的現實挑戰，即國家的積貧積弱，列強虎視眈眈，以及地方勢力割據，到了民國有沒有改觀呢？實在是很難說有大改變，甚至還不如大清。大清王朝雖然積弱積貧，中央權威受到嚴重挑戰，地方漢族大臣暗中與中央對抗，在八國聯軍與清軍作戰中，連東南互保這種拋開皇帝不管的事都做得出來，但中央皇權對國家社會的整合能力仍在，不會出現民國時那麼多的主義之爭，政黨之爭，南北之爭，府院之爭，割據之爭，搞得整個國家沒有一天安寧。外蒙是民國時期被分裂出去的；地方勢力割據越來越嚴重；衰敗的晚清還能夠整合國家，而民國簡直自顧無暇，“政令難出中南海”。這樣一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亂象後，除了讓人抱怨，也難免會令人疑惑茫然，不斷地要問為什麼，這確實是一個令人十分迷茫困惑的時代。
原先想搞民主共和的人個個都抱著美好的理想，有的人想法很簡單，以為共和製度建立，國家就富強，社會就太平了，事實上不是這樣。為了推翻清王朝已經讓無數人拋頭顱灑熱血，不承想共和建立了，還要不斷地拋頭顱灑熱血，政治鬥爭不擇手段，踐踏司法的暗殺不時發生。真是“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民眾大有露宿街頭之感，不禁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凊了。
抱怨者既包括知識精英、普通民眾，也包括締造共和的革命者。革命黨人蔡濟民在反思“建立民國”的時候曾寫過一首詩：“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贏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當年種惡因。”這很能代表當時部分精英分子的情緒，因對共和的失望，而悔不該當初種下惡因，現在收獲如此苦果，讓國家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此詩在當時傳誦一時，可見當時的從精英到民眾都在進行著痛苦的整體性反思，也喻示著共和麵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通過這首詩，我們看到，這恐怕已經不隻是在說“民國不如大清”，簡直就想回到大清。另一個激進的革命者章太炎，在共和體製運行了幾個月之後，曾公開提出“共和亡國論”，既然共和會亡，那還要共和幹嗎？這真是忙活了半天，一無所獲似的。
這些曾經的革命者感歎新不如舊，覺得民國不如大清之時，注定了他們要從一個共和的向往追求者，變成一個共和的懷疑者，甚至因嚴重的懷疑而變成一個帝製的支持者，從起點出發，走一圈之後又回到起點，實是對民初共和體製運行的失望的必然。難怪，老同盟會員吳稚暉曾說，他們這批人開始是真心真意地想從井中將人救出來的，但結果是自己也掉到井裏去了，恢複了祖宗的原形，中國人還是在18世紀原地踏步。
政治失序讓人感歎今不如昔。
我們知道，中華民國的到來是革命黨人、立憲派、舊官僚等幾方麵的力量聯合起來推翻大清統治而換來的。大家齊心協力換來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是凝聚了每個政治團體真切甚或卓絕的努力的，為什麼到頭來竟紛紛不滿意呢？這確實是頗為值得深思的。
從理論上說，中華民國是共和之國，大清王朝是帝製之國，在政治形態上，前者理所當然地更符合民主代替專製的曆史潮流，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次史無前例的超越，比起成熟完備到腐朽的帝製政體而言，即便新生的共和政體無論如何之幼稚，有再多不是，也應該代表了曆史發展的方向。
但是我們又不能說，身處其中的人，並不總是用曆史的眼光，而是用現實的眼光來看待一切。即便代表了曆史前進方向的先進政治製度，如果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無盡的麻煩和危險，他們也會掉過頭來親近落後的製度，因為那至少是他們曾經習慣了的，覺得可靠的、有序的生活方式。這就好比飛機肯定比馬車先進，但如果飛機老是失事墜毀，試問處在兩種選擇中的人，他是該選擇飛機出行呢，還是選擇馬車出行？我們這些置身事外的人，固然可以指手畫腳地說出飛機勝出馬車的無數道理，但我們隻是站著說話不腰痛罷了，如果我們置身其中，我們的選擇又會比當事之人高明多少呢？看待“民國不如大清”的抱怨也是一樣的道理，民主共和固然是美好的夢想，代表了時代之潮流，但進入曆史的現場之中，這樣的抱怨又是如此的合情合理。
這個合情合理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民國可能還不如晚清有秩序，或者說，共和政治並不比皇帝統治更能維持社會的秩序，給普通民眾安穩的生活。因為，無論共和政治還是皇帝統治，如果給社會造成的是混亂而非井然有序，危及普通民眾的基本生活，他們才不管你是多麼先進高明的政治形態，他們關心的是這種政治形態能不能給他們帶來安穩和幸福。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民國給國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此，在舊秩序瓦解而新秩序失範的情境下，人們對舊秩序懷念和讚美也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