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就有了市場，代表人物有梁啟超、楊度、嚴複等。新保守主義的主張集中地體現在嚴複這句話裏，“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他們既不是老保守主義的頑固守舊，又不像激進派那樣邁大步子，而是居兩者之間。他們對民主共和並不看好，折中地提出開明專製，提倡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強人政治。前清立憲運動中，他們本來提倡君主立憲，與提倡民主共和的革命黨有矛盾，像梁啟超還與革命黨進行艱苦卓絕的論戰。民國時，共和眼看搞得一團糟，他們就很自然地轉而支持袁世凱搞權威體製，重建政治秩序，達到現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穩定，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這樣一種政治力量縱容和助長了袁世凱解散國會、廢毀臨時約法等一係列摧毀共和的行為，使袁世凱的權力越來越集中，部分地實現了新保守主義者的願望：黨爭得以平息，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力明顯加強，政治秩序得到一步步重建；袁世凱執政初期製定了商法，鼓勵發展實業，引進現代教育，國力日盛；雖然袁政府在抵禦外侮上無法交上漂亮答卷（大清也交不上），但在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上的表現仍然保存了最大的顏麵；在1914年到1916年期間，國家經濟以11％的速度發展，被人們稱為中國一個短暫的黃金時代。這些都是“民國不如大清”之後，權威主義得勢的結果，它確實克服了民初辦共和辦不好的過程中的種種亂象，使社會更為有序。
但是，真理上前一步就是謬論。袁世凱的強權雖然重建了政治秩序，國家再度呈複興之態，卻又一步步地走向回頭路，走向帝製，這就超越了威權主義，走過頭了，連支持開明專製的梁啟超也無法忍受了，堅決站出來反對袁世凱稱帝。當然，也有很多民眾不能忍受，試想，如果帝製能夠“救亡圖存”，能夠帶來“民族複興”，那還搞革命幹嗎？還推翻清王朝統治和千年帝製幹嗎？莫非袁世凱做皇帝就一定比慈禧太後更能幹？誰敢打這個包票？至於楊度、孫毓筠等人始終如一地擁袁稱帝，這就不光是失望於共和辦得不好，而是夾帶了太多的私貨在裏麵，想著自己的利益太多了。
道理好講，現實難做。
曆史地看，袁世凱摧毀共和，走向威權之路，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是有一定的邏輯合理性的。那就是，當時的中國處在列強環視，危機重重的時代，國家急於擺脫危機，實現“救亡圖存”和“民族複興”的夢想。另一方麵，當時的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中國需要從傳統的農耕生產方式改變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盡快實現國家工業化，躋身世界民族之林，不被“開除球籍”。這應該是當時國家民族麵臨的最緊迫的問題，符合當時大部分民眾的利益，並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調動一切力量來解決這兩個大問題。因此，或許在當時，在相當多的國民看來，搞民主、辦共和並不是最要緊的事，相對於更加有實用價值的開明專製，“華而不實”的共和政體對於實現國家富強顯得那麼的幼稚和不切實際。
也就是說，在“救亡圖存”與“專製過甚”之間，前者是當時中國最為現實緊迫的問題，後者退居其次，為了“救亡圖存”，有時候“專製過甚”也會變成某種必要。即國家必須中央集權，必須有政治強人，才能應對民族麵臨的各種內外危機，民主共和帶來的“分權”則越發讓中國變成“一盤散沙”，讓本已危機重重的中國步入更大的危機之中，這是大部分國人所不能接受的。這一點，我們從共和的失敗可以窺見一些蛛絲馬跡來。
所有這些，都是袁世凱實行中央集權的實現基礎，無論“削藩”，統一稅收，改革幣製……都符合集權要求，是有“群眾基礎”的，應和了很大一部分民眾的呼聲的，並非某一個曆史人物可以孤立作為。如若沒有這些“群眾基礎”，相反，人們對共和堅定不移地支持，袁世凱想不搞共和而搞帝製也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