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國情論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共和亂國”也是事實，這種反省是持續的，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的學者在反思那段曆史時，也仍然認為實行民主政治不合國情。理由恐怕並不能超越袁世凱的論調。比如，學者蕭功秦的觀點就很有代表性，他就認為西方議會民主政治是在西方特定的曆史條件下麵，在長期的曆史過程當中逐漸演變過來的，它與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曆史形成有機的相互的聯係、相互的製約。要議會民主政治，就必須要有法製的傳統；而要有法製傳統，又必須要有個人權利意識；而要有個人權利意識，又必須要有市場經濟的發達；而市場經濟的發達，又必須要有中產階級社會；要市民社會的發展，又需要知識的教育，要需要發達信息傳播。所有這些因素，都構成了民主政治有效運行的條件。
然而，所有這些條件在中國都不具備。如果強行把西方的議會民主政治搬到中國，就會出現嚴複所說的比喻——牛裝馬蹄，即中國人是一頭牛，要學馬那樣跑得快，於是有人就把馬蹄搬到牛腿上來，這個馬蹄就是西方的民主政治，結果牛還是跑不快，因為不合國情。
這個說法看似有理，但荒謬顯而易見，這個比喻首先就將中國人與西方人區分為不同的物種（牛和馬不就是不同的物種嗎），但事實上，中國人也罷，西方人也罷，白人也罷，黑人也罷，都是人，既然都是人，人性就是一樣的，人類追求自由、平等、民主、自由、快樂、幸福等美好製度、美好事物的天性是共通的，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可以超然於人性之外、超然於人類對美好製度的共同向往之上。我們固然承認國家、民族、地域、人群的特殊性，但是絕對反對那種用特殊性來把人性共通的東西一起否定掉的荒謬國情論。
如果說議會民主政治的確需要很多的條件，那麼邁出任何一步，都是在創造條件，而且總要走出一步，才能帶動種種條件的成熟。民主政治不是一天建立起來的，但是借條件不足而裹足不前，則永遠也建立不起來。
如果我們冷靜地觀察會發現，持國情論的人，大多是當權者，而非下層民眾，於是問題就出來了，這個國情究竟由誰來判定？是政府還是民間，是官方還是民眾？交由不同的主體評判，一定會得出不同的國情論。現在來回看袁世凱的國情論，袁自己才是國情論的評判者，那些支持他當皇帝的國情論者都是偽國情論者，所謂的民意是偽民意，國情論說到底是袁世凱的權力論和利益論。如果民間真有那麼強大的共和不合國情的論調，並被堅定地信仰，相信袁世凱稱帝之後可以穩坐皇位，會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勸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嗎？也不會蔡鍔登高一呼討袁，全國人民應者如雲。袁世凱隻當了83天皇帝就下台了，落個身敗名裂，人民已經不能接受再有皇帝，張勳複辟也同樣說明了這個問題。
袁世凱是一個半新半舊的官僚，他對民主政治不能說一點都不懂、一點不向往，否則就很難理解他在晚清新政和清末立憲中的積極表現。大清王朝最後十年推行新政，袁世凱是個頗為前衛的人物，地方新政、自治做得很拉風。但這樣一個從舊時代走過來的人，是有專製情結的，他對民主政治的理解肯定是膚淺的，然而，就是這樣的人，在當時已經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先知先覺了。而且，袁世凱本人有極強的權力欲，這種強烈的權力欲遮障了他的雙眼，以致走路摔跤，雖然，袁世凱以及他的符合國情論曾對中國社會進程有過偉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