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情論在中國是一種很時髦的論調，在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進程中，經常會被提及。國情論亦可分兩種，一種是符合國情論，一種是不符合國情論，符合國情論自不必多言，爭議最多的是不符合國情論，其核心意思是強調國情的特殊性，一般來說，此論調並不否認外來的先進思想、先進製度、先進文化、先進器物等，但是它強調別人的東西雖好，可惜不合國情，因此隻好無奈地棄用，另搞自己的一套，或頂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地借鑒一下。一百年前的獨裁者袁世凱就漂亮地操持過國情論，在此不妨回眸一下。
袁世凱如願以償地當上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後，發現總統其實並非想象的那樣舒服，今天被國會彈劾，明天被總理頂撞，後天被黨派攻擊，大後天被國民痛罵……著實憋了一肚子的火。但是他畢竟是受到先進思想熏陶的人，知道民主政治如大潮赴海，大勢所趨，難以違拗。隻是，人性的弱點又會經常讓他抑製不住這種想法，幻想能當比總統更爽的皇帝，回歸帝製時代，能盡情地玩弄權力。因此，帝製還是共和？對袁世凱來說是一個問題，他的思想在左右搖擺之中。此時，國情論便成為他思想搖擺的外在表現，也成為實現自己想法的有力武器，一切皆以自己的利益為軸心。
當自己還不足以掌控時局時，他對民主政治的理解就很“透徹”，認為共和製很符合中國國情。就在袁世凱臨危受命，被清政府請出來鎮壓武昌起義時，袁世凱麾下的北洋軍隊一口氣攻下了漢口，接著又拿下漢陽。隻要袁世凱一鼓作氣，拿下武昌，收複武漢完全不在話下。但此時，袁世凱打起了小九九，他留下武昌不攻，送給革命黨一個人情，好讓革命黨投桃報李，同時又以此威脅、要挾清廷，可謂一箭雙雕。
為此，他主動向革命黨拋出橄欖枝，並延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為中間人，與革命黨進行談判。快要堅持不下的革命黨人巴不得停火談判，於是南北雙方暫罷兵火，派出代表坐到談判桌上談判，談判的焦點在兩點：一是滿清統治基本上已被架空，接下來國家采用何種國體，是立憲派歡迎的君主立憲，還是革命派想要的民主共和；二是袁世凱在新體製中如何安置。
這個時候，袁世凱雖不好直接大聲地說擁護共和，此時的他畢竟還是滿清的大臣啊，這樣說世人怎麼看呢？但袁的內心是讚同共和的——這樣就不用在自己的頭上再坐一個皇帝，他已經受夠了滿清皇室的鳥氣（曾經差點掉了腦袋）。對於革命黨來說，他們本來就是要“驅逐韃虜，恢複中華”，自然不能見容一個滿族皇帝摻和到新政權中來。雙方基本上達成共識，將來實行民主共和製，這個符合中國國情。
沒有想到，就在這時，由海外跑回來的孫中山被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這令袁世凱大為不悅，他差點就認為共和製不符合中國國情了，準備再次開釁，端掉這個新政權。不過，孫中山迫於內外壓力，也為了保存民主共和的果實，主動向袁世凱表白，他隻是暫時代行職責，等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後，就讓出臨時大總統位。為了讓袁世凱放心，孫中山還再三許諾：“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凱逼清帝退位用的就是國情論，他在勸隆裕太後時說，“環球各國，不外君主、民主兩端，民主如堯舜禪讓，乃察民心之所歸，迥非曆代亡國可比。我朝繼繼承承、尊重帝係。然孔孟之道是民重君輕”。這就是說，民主政治是符合國情的，而且，堯舜禪讓、孔孟之道本來就民主行為和民主思想，民主政治並非外國所特有，我們本土也生產，有什麼不合國情的呢？然後袁世凱就恫嚇孤兒寡母，“讀法蘭西革命史，如若路易王室早順民情，何至被殺無遺！民軍所爭的是政體而非君位，所要的是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後、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驚，被趕出紫禁城？必能俯鑒大勢，以順民心”！
一批宗室親貴深知袁世凱的算盤，成立宗社黨，發表宣言，堅決反對共和。袁世凱就給這些頑固分子下了一劑猛藥，他擬電稿、命段祺瑞等以前敵將領聯名形式發出，壓逼清廷：“共和國體，原已致君於堯舜，拯民於水火。乃因二三公迭次阻撓，以致恩旨不頒，萬民受困。現在全局威迫，四麵楚歌，京津兩地，暗殺製動黨林立，稍疏防範，禍變即生。三年以來皇族之敗壞大局罪實難數。事至今日，皇上欲求之一安富尊榮之典，四萬萬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見許，瑞等不忍宇內有此敗類也，謹率全體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揮淚登車，昧死上達！”這封電稿仍然強調共和符合國情——原已致君於堯舜，作用也挺大——拯民於水火，加之現在局勢如此不堪，難道皇帝忍心就為了一家之榮華富貴而置四萬萬人於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