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強大的國情論完全摧毀了隆裕太後最後的防線，隆裕太後無奈之際，隻好以宣統皇帝溥儀的名義，頒發詔書，宣布退位。清帝的退位，標誌著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從此退出了曆史舞台，不能不說，袁世凱立了大功，這功勞中就有國情論的份。
逼宮成功，袁世凱立即給南京發電，說“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公認，今由弊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窮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
我們細細品讀這誓言錚錚的話，真是萬般感慨。昨天，袁世凱在立憲運動中還承認，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君主的存在非常符合中國國情，不可一日無君。一轉眼，就說共和為最良國體，要置而換之，並且堅信這是“民國無窮之幸福”，理所當然地堅信共和政體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其轉變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原因在於，袁世凱隻有承認、誇耀共和政治，並鼓吹它符合中國國情，要讓它在中國生根發芽，甚至發誓“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才能得到革命黨人的認同，相信他不會假共和真專製，孫中山也才會踐諾，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他。否則，他一番逼宮的心血就要付之東流，兩頭撈不著，此時不作秀更待何時？當然，此時不排除袁世凱內心確實有認同民主共和的成分，至於有多大的成分就不曉得了。
當袁世凱能掌控局勢時，他對民主政治的理解又很“含糊”，認為不符合中國國情，並一步步地向專製集權邁進，他先是下令解散社會黨和一切“煽亂”的政黨，然後又找到借口下令解散國民黨，後來覺得國會不聽話，幹脆解散國會，停止議員職務。他由臨時大總統“轉正”為正式大總統後，專製集權動作幅度更大，出台《中華民國約法》(俗稱“袁記約法”)，廢除責任內閣製，改行總統製，不僅可以自己終身當大總統，還可以傳之子孫。一時間，萬民景仰，袁世凱站在了權力的巔峰，多少有點高處不勝寒。
即便這樣，他仍然不能滿足，還要稱孤道寡，複辟君主專製，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這個時候，就不能再鼓吹共和製符合國情了，如果再堅持民主政治符合中國國情，就等於截斷了自己通往帝王之路，而隻有否定民主政治不符合中國國情，承認君主製符合中國國情，才能為他複辟提供強大理論武器。
不過，當國人皆希望袁世凱做華盛頓而不是做拿破侖，連他的左膀右臂如馮國璋等都勸阻他不要複辟之時，袁世凱內心對稱帝是既想又怕，猶豫不決，舉棋不定的。而且要造輿論說服國人讚同自己稱帝，甚至勸自己稱帝，需要充足的理由，比如國情論，並且，這個國情論還要得到相當多的人、相當權威的人的認同才更有把握。
禦用幕僚為其呐喊助威。
恰巧在這時，世界法學權威古德諾教授助了他一臂之力。1917年7月，這位來自美國的學者、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被袁老板要求提供一份備忘錄，評價一下共和與君主兩種國體之優劣，以及中國更適合於哪一種製度，以供政府作參考之用。作為袁的雇員古德諾自然應命照辦，便撰寫了一篇長文《共和與君主論》，作為給袁世凱提供私人意見的備忘錄。然而，古氏沒有想到的是，這份備忘錄竟被報紙登了出來，一時間對帝製運動產生了推波助瀾的輿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