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氏早在1913年來到中國時就認為，中國民智未開，紀律性差，權利觀念淡薄，中國目前“應當強調的是權威而非自由，是培養人民對權威的服從而非對個人權利的關注，是行政效能而非民眾參與代議製”。據時任袁世凱英文秘書的顧維鈞回憶稱:“總統也不時接見一些重要的外國客人如古德諾教授，他應邀來華對我國適用何種憲法提供意見……總統要他寫出一份或兩份關於這個問題的備忘錄。我記得這次會見他終於說出了他的意見。他說他研究了中國的國情，中國有帝製的傳統，民族主義的觀念不像西方那樣強烈，所以中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鞏固國家政權，以取代當時存在的那種各省軍閥割據的鬆散局麵。當然，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正是袁世凱的意思。”
古德諾的思想被袁世凱的禦用學者大肆吹捧，以追隨袁世凱的禦用學者楊度為首的籌安會在《籌安會發起詞》中就拉虎皮做大旗：“國者世界共和之先達也。美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博士，即言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此義非獨古博士言之也，各國明達之士，論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失，自為深切著名，乃亦謂中美情殊，不可強為移植。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為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心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
其實，早在1915年4月，楊度就為袁世凱複辟帝製撰寫了兩萬多字的《君憲救國論》，大談國情論，說什麼中國人素質低，與其共和而專製，不如立憲而行君主，且共和國選舉總統時容易發生變亂，國家永寧日，“計唯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並稱袁世凱為“當時全民有權威有聲望之人，未有敢冒言其非者”。袁世凱看了大為賞識，親筆題寫“曠代逸才”的四字匾額賞賜給楊度。
《共和與君主論》保持了古氏一貫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國情使共和製很難有序發展起來，這首先是因為人民普遍缺少知識且長期習慣於專製統治”。袁世凱瞌睡之時，古氏送來好枕頭，你說袁世凱能不用乎？袁世凱的帝製運動的輿論正在積極醞釀的當口，各種各樣支持袁世凱帝製自為的呼聲已經出來。在這個時候，袁世凱當然更需要像古德諾這樣的憲法學權威來為他的帝製運動鼓與呼，而古德諾的國情論正是袁世凱複辟最為有力的理論幫助，因此文章就以古氏“被同意”的方式發表了出來。
有了古權威的“支持”，袁世凱的談起國情論更加底氣十足，他說，“世界各國有君主、民主之分，要不外乎本國情為建設，以達其鞏固國家、體全種族之宗旨。中國當君主時代，厲禁討論民主政體，而秘密結社煽惑不絕，實於共和原理毫無認解；迨潮流所至，一旦爆發，更無研究之餘地。迄至今日，不但人民無共和之智識，即居議政行政之地位者，真能透澈共和之原理，百無一睹”。以前那種舉棋不定，還有一點遮遮掩掩，現在完全被肆意妄為、赤裸裸所取代。
袁世凱為何拋出“國情論”。
袁世凱不僅鼓吹西方共和不適合中國，而且還妖魔化共和製，他說：“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釀大亂，其最擾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亞士遜位之後，幹戈迄無寧歲，各黨黨魁，擁兵互競，勝則據土，敗則焚城，劫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並立，陷國家於無政府之慘象。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鑒乎？”
既然有這麼多“共和害民”、“共和亂國”的教訓，而且中國共和以來，確實發生了很多“共和亂國”的亂象，比如黨爭，國會爭吵，暗殺，二次革命……不能不讓部分國人在情感上或理智上對共和有所動搖和懷疑，甚至有人發出了“民國不如大清”的感歎，袁的國情論確實贏得了一些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