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這次調查是在工作失誤給農民生活造成困苦、“左”的思想禁錮又很嚴重的情況下進行的，農民既有怨言而一時又不敢講真話，所以調查者表現出怎樣的一種態度，對調查的成功與否是至關重要的。劉少奇虛心求教，真正體現了毛澤東曾經講過的“滿腔的熱忱”、“眼睛向下的決心”、“求知的渴望”和“甘當小學生的精神”。他敢於麵對群眾生活不如以前的現實，誠懇地承認工作做得不好，犯有錯誤。他體諒群眾會有各種各樣的顧慮，保證不在要不要社會主義問題上劃線，一定做到“三不”。他還設想種種可能會出現的意見，表示均予以認真考慮。感情真摯，言詞懇切，不能不贏得群眾的信賴。
第四，調查與解決實際問題密切結合。
劉少奇說：“調查不隻是認識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就是說要把了解情況和解決問題很好地結合起來。前者是認識世界的一種基本手段，後者才是要達到的改造世界的目的。劉少奇的湖南調查，具體地實現了這種結合。這一點將在後麵具體論到。
以上四個方麵，劉少奇的調查都堪稱模範。
（二）
劉少奇的這次湖南調查，放到20世紀60年代的曆史背景下考察，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麵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一，直接推動了當時農村一些最急迫問題的解決。
劉少奇開始是帶著直接聽取農村基層幹部和群眾對農業60條意見的目的下去的。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了解，他在天華大隊提出農民最關心的七大問題，即：食堂問題、供給製問題、糧食問題、房子問題、山林問題、手工業問題、商業問題。到炭子衝大隊又突出提出徹底退賠問題。整個的調查工作，既是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的過程，也是逐步解決問題或提出解決方案的過程。而調查組所在地區問題的解決或解決方案的提出，又直接推動了全國農村急迫問題的解決和相關政策的製訂。這裏以食堂、供給製、退賠三項為例加以說明，因為在眾多的急迫問題中，這三項又是最為急迫的。
關於解散公共食堂問題。劉少奇和毛澤東都曾是公共食堂的積極倡導者，認為舉辦食堂可以節省勞動力，特別是可以解放婦女勞動力，同時食堂還是共產主義因素的重要載體。食堂開辦不久，其弊端即已顯露，解散食堂的呼聲不斷，但直到1960年底以前，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基本態度還是堅持把食堂辦好。1960年3月，毛澤東曾以高度的熱情批轉貴州省委關於進一步辦好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稱貴州的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要求各地“一律仿照執行”。同年11月3日中央發出的以糾正“共產風”為主要內容的12條緊急指示信，依然強調要堅持公共食堂製度。
進入1961年後，毛澤東對食堂問題的認識開始發生變化。他一方麵堅持食堂還要辦，另方麵提出辦食堂要多樣化。他指出：食堂問題，要多種多樣。單身漢、勞力強的要求辦常年食堂；多數願意辦農忙食堂；還有少數願意自己拿回家燒飯。要適合這三種人，按照群眾的需要辦事。不要千篇一律。辦食堂這一條是肯定的，但是要多樣性，一定要滿足群眾的要求。這樣的想法他講過多次。而隨著各地反映食堂問題的增多，毛澤東也越來越多地談到食堂的消極作用。受毛澤東派遣赴湖南調查的胡喬木，2月11日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認為：長沙縣的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因為一個小隊的人都已經搬到一個大屋子住了，一幢屋子就是一個小隊、一個食堂，戶戶相通，吃住一起，沒有必要再返回去，群眾也習慣了，並且是滿意的、高興的。毛澤東對胡的看法表示懷疑，認為不應勉強。4月2日劉少奇到達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灣生產隊後，多次聽取了以胡喬木為大組長的中央調查組的工作彙報，研究了進一步開展調查的問題。4月9日，胡喬木再次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改變了以往關於食堂問題的看法，而認為，根據湘潭縣韶山公社的情況，食堂現在散有利，可以現在散，快一點解決為好。4月14日，胡喬木又向毛澤東送交了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認為大多數食堂目前實際上已經成了發展生產的障礙，成了黨群關係中的一個疙瘩，勢在必散。毛澤東將此報告批轉給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並要求送劉少奇一份。
正是在全黨都十分關注解決食堂問題的情況下，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經過深入調查，於4月中旬明確表示了應該允許農民解散食堂的意見，並指出：1958年一哄而起“就合起來，那是大錯誤，應該吸取教訓”。“敞開散，沒有什麼了不起。”“可能百分之百會散掉。辦了一兩年，可惜是有可惜，但有了經驗教訓。”如此明確地表達意見，這在中央領導人中，是很突出的。5月上旬，周恩來、朱德等相繼致信毛澤東，根據自己調查過程中的所見所聞，反映公共食堂給農民生產和生活帶來的諸多不便及農民要求解散食堂的強烈願望。在全黨認識已經統一的基礎上，1961年5至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決定解散現有的公共食堂。
關於取消供給製問題。供給製是公社化運動中同公共食堂一起誕生、以平均主義為主要特色的一種製度。公共食堂是它的主要載體，糧食供給製或夥食供給製是其主要表現。開始叫工資製與供給製相結合，後逐漸確定為三七開，即供給部分占30%，其餘70%按勞分配，而實行的結果，往往是供給部分大大超過，甚至變成倒三七開或者更多。其弊端是多勞不多得，嚴重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它同樣成為全黨關注的一個需要急迫解決的問題。前麵講到劉少奇在天華大隊提出的七個調查問題中，第二個問題就是供給製問題。毛澤東也將這一問題列入重點研究的問題之中。
在天華大隊的幾次調查會上，劉少奇接連發表意見，提出供給製不要搞30%，隻搞20%、10%即可，80%、90%按勞分配，這樣就可以從製度上避免群眾“坐大船、不積極”的現象發生。此前，4月上旬，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曾向毛澤東彙報減少供給部分的意見，毛澤東也認為30%是多了。4月16日劉少奇同湖南省委商定：在全省供給部分不超過10%。與此同時，其他中央和地方負責人也都通過調查提出減少供給部分或取消供給製的意見。隨後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實際上取消了供給製。
關於堅決退賠、鞏固農村集體和個人所有製問題。毛澤東對盛行於1958年而到1960年更為嚴重的一平二調“共產風”，曾給予嚴厲的批評，指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還厲害。”“一定要堅決退賠……凡是平調來的，都要退賠，隻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發出的十二條緊急指示信明確規定了徹底糾正“共產風”、堅決退賠的條文。但是，劉少奇在這次調查中發現，毛澤東和黨中央關於退賠的指示，並沒有認真貫徹，“有些縣和公社說已退賠了百分之幾十的數字，據我在天華和寧鄉所了解的情況，是完全不可靠的”。“對於平調和破壞社員的這些東西，基本上還沒有退賠。”他把這個問題提到鞏固現行農村所有製的高度來認識。指出：“所有製不能侵犯，侵犯了所有製，人們就不相信政策了。你可以拿我的，我也可以拿他的，都這樣就拿亂了。”“如何保護三級所有製和個人所有製……堅決退賠才能鞏固所有製。”“這個賬要一戶一戶地結。這個賬要記住。賠清以後，立塊碑，或者寫一個大單子，用鏡框子鑲起來，掛在公社裏。”“要子子孫孫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
劉少奇不僅反複強調退賠的重要，而且具體幫助製訂退賠方案。當時最為緊急的問題，是食堂解散、農民不再集體吃住後住房短缺。據在天華大隊的調查，食堂化後，社員住房麵積不到原來的一半，搬動麵達60%，而這在湖南全省又是普遍的現象。劉少奇提出的原則是房屋歸還原主，但又要逐步妥善解決，具體辦法是修、退、改、調、建五種。在劉少奇的指導下，中央調查組擬定了《關於廣福公社天華大隊房屋情況調查和處理意見》，由湖南省委轉發全省。又在劉少奇的關懷下，“國家給天華大隊退賠了2萬元平調款，運來12立方米的木材，幫助社員群眾修建房屋。散食堂後，大多數社員搬回了原處，已經拆了的社員住房也落實了退賠方案”。
解散食堂、取消供給製、堅決退賠，這是當時為克服1958年以來嚴重存在的平均主義、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渡過農村經濟危機的三項重大舉措。其他一些急迫問題的解決情況，這裏不一一贅述。大致可以說，當時全黨努力的成果，集中體現到了農業60條之中。無論哪一項急迫問題的解決，其基礎都是調查研究工作的開展。這其中起最主要決策作用的，無疑是毛澤東。毛澤東不僅倡導了“調查研究年”，而且最早把許多急迫問題提到黨中央的議事日程上，還對不少問題的解決都提出了大致正確的意向性的意見。作為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則以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親自把握了農村基層的真實情況和農民的願望所在，從而為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