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振祥
在全黨響應毛澤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1961年，劉少奇先後於四、五月份對湖南長沙和寧鄉兩縣農村進行了調查，七、八月份對黑龍江和內蒙古兩省區的林區進行了調查，前者曆時40餘天，後者曆時20餘天。關於劉少奇的這兩次調查的情況，已有不少親曆者、研究者著文介紹，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劉少奇傳》和《劉少奇年譜》都以很大的篇幅作了詳細記載，另外還有電影、電視和其他一些文學形式的宣傳介入。盡管如此，筆者在接觸了一些有關材料後，感到對這兩次調查仍有作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因此不揣冒昧撰寫此文，以就教於關心劉少奇研究的同誌們。本文隻涉及44天湖南農村調查。
（一）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及嚴重自然災害所造成的中國經濟困難局麵，在1960年下半年突出地顯現出來。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確定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毛澤東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把1961年搞成“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的號召。
毛澤東的號召，不單單是一般意義上的對黨一向重視而自1958年以來卻大為忽視的一種優良傳統作風的回歸和發揚，它在當時所具有的更為現實的重大意義，是從思想路線的高度指明了“大躍進”以來工作上種種失誤的根本的原因，以及改進工作、克服缺點錯誤、渡過經濟困難的根本方法和最有力、最具操作性的切入點。兩個月後，毛澤東又在廣州召開的“三南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上，兩次對新近發現的他寫於1930年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進行講解，強調做領導工作的人必須“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要求各級黨委第一書記都要帶頭親自做係統的由曆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廣州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要求縣以上領導幹部每年都要有幾次“深入基層（包括農村和城市），蹲下來，親身進行有係統的典型調查”，這要“當作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並且定出製度，造成風氣”。
在毛澤東強有力的號召下，並且出於率領人民群眾走出困境的強烈責任感，全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幹部，都投入到調查研究工作中去，1961年確實成了毛澤東所期望的“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調查研究年”的開展，對當時調整政策，舒緩矛盾，穩定局勢，克服困難，起了非常重要的基礎性的作用。而劉少奇的湖南農村調查，不僅是這個“調查研究年”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堪稱全黨調查研究工作的模範，可以說是對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一次最好的實踐。
考察劉少奇的這次調查，可以看到如下幾個鮮明的特點：第一，輕裝簡從，不擾民，不張揚。
調查開始前，劉少奇就提出這樣的嚴格要求：這次去湖南鄉下，采取過去老蘇區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禾草，既不擾民，又可以深入群眾。人要少，一切輕裝簡從，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後來的實踐表明，劉少奇完全按照這樣的要求去做了。他在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灣生產隊調查，住的是生產隊養豬場的一間空房（曾用作存放飼料），這間破舊的房屋加上兩張破舊的方桌、三條破舊的長凳、一盞煤油燈、一張舊木床（上鋪稻草），就構成了劉少奇的臨時辦公室兼臥室。隨行人員則集體住在隔壁的一間飼料加工房。在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調查，住的是王家塘生產隊的一間簡陋辦公室，其條件與在王家灣幾乎相同，隻是兩張舊方桌換成了一張舊三屜桌，舊木床換成了長條凳搭門板，一住18天。在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衝大隊調查，住的是幼時住過的房子。調查過程中，劉少奇“身著一套藍布製服，腳上穿著一雙青布千層底鞋，頭上戴著一頂藍布鴨舌帽。有時同大家一起坐大轎車，有時坐吉普車，有時靠步行……他總是讓隨行的人越少越好，汽車必須停在村外”。
雖然當時中國正處在困難時期，農村的條件更不比城市，但一位年已63歲的共和國主席、黨的第二把手下去調查，選擇這樣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在常人看來，也還是對自己過於苛刻了。但劉少奇硬是排除勸阻而這樣做了，因為在他看來，隻有“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進行調查研究”。可以設想，如果不是這樣輕裝簡從，食宿簡單，而是前呼後擁，戒備森嚴，招待特殊，那首先就是在領導與群眾、調查者和被調查者間築起了一堵牆，那還怎麼接近群眾和了解實際情況呢？講排場的調查，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調查。筆者理解，劉少奇堅持這樣做，也是在刻意倡導一種與民共渡難關的精神，並從根本上杜絕由於地方招待而會發生的貪汙浪費現象。他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講了這樣的話：“招待必有浪費，也有貪汙，招待費這筆賬，是一筆貪汙浪費賬，今後公社以下一律不準招待，把這個路堵死。”劉少奇首先把自己接受招待的路堵死了。
第二，調查務求深入，真正把握群眾的真實意願。
劉少奇調查的範圍是很廣泛的。調查對象包括縣、公社、大隊、小隊各級幹部，普通黨員、社員、社辦工業工人，少時的朋友、熟人和親屬，還有受過處分的黨員幹部。調查內容涉及到農民最為關心的各項問題，如食堂問題、糧食收購和分配問題、供給製問題、房子問題、退賠問題、山林問題，還有農村手工業問題、農村商業問題、幹部隊伍狀況問題、商品價格問題、民主和法製問題等。但劉少奇調查的最為成功之處，不在調查內容的廣泛及調查方式的多樣（方式有開調查會、家庭訪問、約人交談、田頭聊天、看望病人、實地觀察、聽取彙報等），而在於他善於透過表麵現象去把握群眾的真實心理和願望。他曾對天華大隊食堂問題作過這樣的調查：他首先分別召集大隊幹部和小隊幹部座談，發現口徑一致，都說食堂要繼續辦，不過劃小一點。但在同小隊幹部的交談中，他“看得出來，恐怕多數小隊長是不願意辦的”。主張不辦的，“還沒有講，還有顧慮”。接著，他到天華大隊施家衝食堂親自察看，又召集施家衝部分社員座談。座談中，社員們“也不說要辦食堂，也不說不辦食堂，就是說他們以前怎麼生活的，多少紅薯、芋頭、豆子，養了多少豬、雞、鴨，有多少豬肉，有多少雞、鴨蛋。總的一句話，就是說現在不如從前，也就是講食堂不好”。劉少奇根據社員的發言和其他渠道了解到的情況作出判斷：“看來多數社員是不願意辦食堂，要求散。現在他們不好講這個話，食堂是上級要辦的，怎麼好講散呢！”在確切把握社員的真實願望後，他在天華大隊總支委員會上明確指出：如果多數社員願意散、堅決散，“準不準散？我看這個事情應該準”。
在天華大隊的調查即將結束時，劉少奇在同工作組成員研究工作時說：調查“要善於摸到群眾的真心，不為群眾表麵現象所迷惑”。“要作深入的工作，真正為群眾著想，真正摸到群眾的意見。”這不是空洞的要求，而是他的經驗之談，是他這次調查中已經真正做到了的。也隻有這樣的調查，才能真正達到調查的目的。
劉少奇對農民生活的真實情況，可以說到了體察入微的地步。他觀察路旁風幹了的人糞，來判斷人們的飲食結構。通過詢問他年輕時熟悉的一些水塘水位的高低，來判斷去年的幹旱程度。家訪時他要看看社員的壇子、罐子裏有沒有油鹽，揭開鍋蓋看看吃的是什麼飯。他還通過仔細地分析案情，為農民馮國全平反了用鐵釘釘死耕牛的冤案。這些也都是他調查務求深入的表現。
第三，虛心求教，與被調查者坦誠交換意見並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
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的幾次調查會上，一再向幹部和群眾真誠地表示：我是向大家求教的。這次中央辦了錯事，我們對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錯誤需要了解真實情況，希望大家幫助我，向我提供真實情況。“中央現在起草了一個六十條，是一個草案，還沒有定，問問你們的意見怎麼樣，看看你們有什麼問題，有什麼意見。隨便講，講錯了也不要緊，講錯了也不批評，也不戴帽子，也不辯論，放開講。”“請你們談話的時候，解放思想，一點顧慮都不要，一點束縛都不要，願意講的話都講。”“不要怕不辦食堂就是不要社會主義，不要人民公社了，隻看怎麼好。”隻要對大家有利、對發展生產有利，食堂“可以辦，可以不辦，可以小辦，可以常年辦，可以臨時辦，而這幾種都是社會主義，並不大妨礙社會主義的”。辦食堂後生活不如從前，這是事實，許多人“坐大船”，幹活不積極，這怪不得你們，是“政策上有問題”。“首先是我們中央要負責，不曉得你們這種情況，我們不曉得你們房子拆了，自留地收了，官僚主義。‘共產風’刮了一次，中央講了一次，以為糾正了，不知道還在刮。為什麼不知道，還不是官僚主義。”在炭子衝大隊，劉少奇更是多次誠懇地向鄉親們表示：“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錯誤，工作做得不好。”“上邊要負主要責任”，“根子還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