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宗麗 楊明偉
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曆程中，從1956年到1965年這十年間，呈現的是一條曲折探索的道路，而在黨的指導思想上有兩個發展趨向，一個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另一個是錯誤的趨向。在這兩種趨向下，黨和國家的領導層中在其思想上也必然顯現出一些獨有的認識特點。探討這些認識特點，對我們更好地把握黨的曆史，理解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側重就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劉少奇的認識特點作一簡要的評介。
一
經過“大躍進”的風浪，中國的國民經濟急轉直下，再加上天災，極度的困難迅速籠罩在人們頭上。主觀意願與客觀實際之間的距離遠遠比人們預想的要大得多。中國社會所出現的危難狀況，對全黨是個巨大的震動，對劉少奇也是一個巨大的震動。在困難形勢下，黨的領導層開始從思想理論指導的角度進行反思，在這種反思中，思想認識呈現出一種比較複雜的狀況。
1960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就如何全麵正確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在天津召開會議。劉少奇在發言中指出，不能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搞成兩個東西。劉少奇同意不能將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提法，並同意毛澤東提倡工農兵學哲學的意見，主張進行普及哲學的運動。很顯然，劉少奇認為，在認識與實踐嚴重脫離的時期，隻有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頭腦來武裝人，才能遠離唯心主義，避免主觀臆斷、片麵性和形而上學。
在現實困難和黨內反思的雙重作用下，劉少奇開始重新審視“大躍進”的錯誤。天津會議後，3月28日，劉少奇在與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談話時提出了重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審視現實的問題。他指出，刮“共產風”，搞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這是不好的。馬克思早就說過，平均主義對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利的。想不要社會主義階段，跳到共產主義去，光要不斷革命，忘記革命發展階段論，這是不行的。必經的階段，是不能跳過去的，不能單憑主觀願望，想過就過。劉少奇認為，過渡早了，不僅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妨礙、破壞生產力的發展。過渡的遲早，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這一時期，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準確把握主觀意誌與客觀現實的關係，成為劉少奇注意的重點。經過重新反思和認識震動後，劉少奇決定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以期深化認識的成果。
天津會議後，劉少奇先後視察了天津、鄭州、洛陽、西安、寶雞、德陽、成都、自貢、重慶、武漢等地的工廠和農村。在沿途調研的同時，他的講話充分地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尤其是針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他論述了在“條件論”、“矛盾論”和“主觀能動作用”等問題上的一些觀點。這些觀點包括：
（一）以唯物主義（客觀條件的決定作用）為核心的辯證法（主觀能動性和矛盾轉化）。比如，他提出：我主張不籠統地反對“條件論”，要具體地講。反對兩條，一是不承認某些客觀條件，一是不承認主觀能動作用、主觀條件。他還說：反“條件論”過分，就可能出現主觀主義、不要條件、不要革命階段論。事物在一定條件下發生轉化，矛盾的統一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這裏是強調條件，不能忽略條件。沒有條件，矛盾就不能統一、轉化和發展。
（二）認識不能簡單化、凝固化；不同意見的爭論、甚至唱對台戲，並不是右傾保守。比如，他提出：我們要鼓勵唱對台戲。對台戲，就是百家爭鳴，經過爭鳴，然後再結合起來，就更好。要經常唱點對台戲才好。不要對不讚成的人戴“右傾保守”的帽子。
（三）要全麵認識上層建築、生產關係要適應經濟基礎、生產力發展的規律。比如，他認為，技術進步，就是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發展，勢必引起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某些環節上的改變。不改就會妨礙生產、妨礙技術改革，就不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是妨礙生產力的發展。要不斷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
經過實地考察，劉少奇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他都看得更為清楚，這為他調整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間的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也為他在中央領導層中發揮糾正“大躍進”錯誤的作用，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1960年下半年後，劉少奇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方麵，對主觀與客觀之間的矛盾關係認識更加深入，他的一些談話更接近實際。這一時期，他開始直言不諱地指出“大躍進”以來黨的工作在指導思想上的錯誤。比如，他當著中央和各省市區主要負責人的麵說過：最近半年以來，我們在工作中發生了比較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比較嚴重的，有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的問題，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大家一番熱情，總想多一點，快一點，盤子擺得大一點，基本建設項目多上一點，許多同誌主要的想法是這方麵。劉少奇提出，我們應該敢想、敢說、敢做，但是還要切實可靠，實事求是，冷熱結合。他提醒大家要充分汲取經驗教訓，廢除不切實際的浮誇之風。“這些問題不糾正，繼續下去，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可以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的。”
劉少奇已經點明了由於中央的計劃偏大、盤子安大、要求過急等所帶來的違背了實事求是原則、違背客觀規律的惡果。可以說，在全黨尤其是黨的領導層全麵認清“大躍進”的錯誤前，劉少奇較早地對錯誤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能夠直接了當地講到這個程度，恰恰反映出他是一位有勇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時期，劉少奇反複強調要尊重客觀規律，盡管他也說“今後還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但他思想的出發點，卻是引導人們“要著重了解實際情況，著重實事求是”。從1960年下半年開始，劉少奇開始超越“大躍進”期間的認識迷惘。他的思想變化，對中央做出調整的決策是有重要影響的。9月，國家計委在李富春、周恩來等人的指導下提出對我國國民經濟進行全麵調整的措施後，劉少奇予以了堅決的支持。
二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毛澤東同時提出了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要求。中國經濟開始了五年的調整時期。
劉少奇的認識狀態，與中央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精神是相吻合的。進入調整時期以後，為進一步摸清實情，劉少奇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於1961年4月初至5月中旬下到湖南農村，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調查研究。這次時間較長的農村調查，對劉少奇在提出解散食堂、認定中央應該對錯誤承擔責任、提倡民主風氣等方麵，有著重要的影響。從認識角度來看，劉少奇的這次調查，為他進一步確立從實際出發的認識原則，打下了重要的實踐基礎。
這次調查中的多次談話，反映了劉少奇的認識成果。
（一）在主觀和客觀、天災和人禍的關係上調整了認識的角度。劉少奇說：寧鄉縣問題那樣嚴重，如果說天災是主要的，恐怕說服不了人。沒有調查研究，這個教訓很大。看來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進行調查研究，不進行調查研究，決定出的東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觀情況的。
（二）在思想解放的高度上，衡量認識的深淺。他提出：解放思想，一點顧慮都不要，一點束縛都不要，願意講的話都講，講錯了也不要緊，不戴帽子，不批評，不辯論。不要怕，不要怕不辦食堂就是不要社會主義了，不要人民公社了，隻看怎麼有利於發展生產，怎麼有利於群眾的方便。當然，還要有利於社會主義，有利於集體，有利於國家。他指出，平均主義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原則。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