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內和革命隊伍中，“左”的或者右的錯誤傾向是時起時伏，經常發生的。劉少奇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曆史，也是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和各派機會主義者鬥爭的曆史。”而各種脫離群眾、破壞黨群關係的現象都是同黨內的“左”的或右的錯誤傾向密切聯係在一起的。它們最明顯的特點是從主觀願望出發，而不是從群眾的覺悟、群眾鬥爭的實踐出發，因而往往不是犯了命令主義錯誤，就是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放棄黨的領導。
大革命時期，陳獨秀把持的黨中央領導機關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放棄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壓製工農運動。劉少奇提出了與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根本不同的革命路線，即：工人階級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軍，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工人階級應與之建立聯合戰線，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永遠是群眾的敵人，也即是革命的對象；中國資產階級是妥協的、不徹底的階級。同時，他在實踐中領導工人群眾進行了許多經濟政治方麵的鬥爭，特別是1927年1月，領導武漢工人收回英租界的鬥爭，取得了勝利。
大革命失敗後，“黨內最主要的危險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劉少奇對各種“左”的傾向進行了批判，並在理論上和實踐中為解決這種傾向而進行鬥爭。他指出：“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表現在完全不懂得領導群眾的藝術，不懂得領導黨和領導群眾的不同，不懂得黨的基本口號、基本綱領與目前行動口號之聯係。”對於群眾鬥爭，要“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與條件，根據群眾覺悟的程度，提出群眾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號、要求和鬥爭的方式，去發動群眾的鬥爭，並根據鬥爭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把群眾的鬥爭逐漸提到更高的階段，或者‘適可而止’地暫時結束戰鬥，以準備下一次更高階段和更大範圍的戰鬥”。劉少奇認為關門主義和冒險義是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為了肅清這種危險，必須作工作方式、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的徹底轉變，為此就要加強理論的學習，學習曆史經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
針對黨內日益增長的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等官僚主義作風，劉少奇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早在1941年，劉少奇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的演講《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中，就對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源、表現和解決的方法進行了探討。特別是在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內“左”傾之風橫行，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劉少奇為糾正這種傾向，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1962年1月，在黨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明確指出：“我勸告同誌們，不要做那個引號裏的‘左’派，要做實事求是的、理論聯係實際的、密切聯係群眾的、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真正的左派。”並且提出了“一個好黨員、一個好領導者的重要標誌，在於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狀況和勞動狀況，關心人民的痛癢，懂得人民的心；他堅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能夠接受人民的批評監督，不在人民麵前擺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眾商量，群眾有話也願意同他說。隻要我們的黨是由這樣的黨員組成的，我們就永遠有無窮無盡的、不可征服的力量”。事實證明，劉少奇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縱觀劉少奇反對各種傾向的曆史過程，可以看出，劉少奇總是從群眾的需要出發，理論聯係實際，提出種種克服錯誤的方法，而這些方法，又往往是實事求是的。正如任弼時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所說的，“我黨的毛澤東、劉少奇同誌根據實際情形來工作，所以犯主觀主義少些”。毛澤東對劉少奇也進行了評價：“劉少奇同誌的見解所以是真理，不但有當時的直接事實為之證明，整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時期的全部結果都為之證明了。”劉少奇不僅從正麵求實，而且從反麵經驗教訓中吸取精華。
（三）強烈的務實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而“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正是這樣的曆史活動，一切曆史的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這實質上指出了物質利益需要是人民群眾最根本的要求，隻有滿足了人民群眾的物質需要，才能促使他們去進行創造曆史的活動。劉少奇群眾觀從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根本原理出發，緊緊抓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黨的宗旨，把它落實到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這個基礎之上，切實為人民群眾解決實際問題，具有強烈的務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