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是突然出現在我們麵前的：跑運輸的父親在途中遭到歹徒的襲擊，價值五萬多元的貨物被搶劫一空，父親的奮勇抵抗換來的卻是一身重傷。半個月後，父親帶著醫生的一句“你3年內不可以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囑咐康複出院，取出家裏多年的積蓄賠上貸款，原先殷實的家境頓時不複存在，反而欠了一大筆債。為了早日還清債務，勤勞的母親變得像拚命三郎。她養豬、養鴨、養雞，在田間的每一塊空地上種上菜苗。於是，在鎮上小小的菜市場裏。總可以見到母親吆喝的身影。那時，尚在讀高二的我眼神常是哀傷的，我知道就憑幾個賣青菜的錢是無法償還那一大筆債務的。
當鎮上一家生產罐頭的工廠要招臨時工時，母親又去了。我知道後整夜的擔憂。果然，兩個星期後，我還是聽到了母親暈倒在車間裏的消息。醫生確診後的結論是：長年勞累過度，病人需要靜養。我至今記得我當時的心情：悲痛、傷心、絕望，更多的是自責。望著愁眉不展的父親和憔悴不堪的母親，幾乎沒有過多考慮，17歲的我就做出了有生以來最重大的決定：退學。去學校的路上，我一再告誡自己要堅強。但是在校長、班主任殷殷的惋惜聲中，在同學們殷切的叮嚀下，在踏出校門的一刹那，我的眼淚卻還是止不住地紛紛落下。
第二天，我便踏上了南下的列車。
我進了一個初中同學所在的玩具廠，被分配到包裝車間，整天與洋娃娃、毛毛熊打交道。當時正逢生產淡季，訂單不多，員工很少加班。於是下班後大家都無所事事，打牌、跳舞、唱歌，宿舍裏鬧哄哄的。但我從不參與。我購買了一套高三教材，忍受著同事的冷嘲熱諷，一有時間就學習。然而好景不長，公司因業務不景氣開始裁員，剛進公司的我首當其衝被解雇了。
為了生存，我來到一家建築工地，做了一名小工。那段日子裏我整天抬水泥、搬磚頭，晚上就與大家擠在工棚裏睡。一個月後，我用傷痕累累的雙手掙到800元錢。我小心翼翼地把錢放進貼身的衣袋，但第二天醒來，我卻驚駭地發現錢不見了！我去找包工頭，包工頭愛理不理地說：“丟了就丟了唄。”我還要理論，包工頭卻將我轟了出來。我頓時連棲身之處都沒有了。走在深圳燈火通明的大街上，我欲哭無淚，找了個無人的角落傻傻地一直坐到天明。
在深圳最怕的就是失業。我整天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徘徊，看到招工就進去報名，但我一沒學曆二沒技術加上年齡又小，所以總是無功而返。一天我來到八卦嶺工業區，看到一家電子公司正在招工，我照例進去報名，想不到競被錄取了，分配在生產車間。
生產車間經常加班，但公司都按規定支付加班費，年近五十的方總經理還經常來車間慰問，所以員工們都很敬業且愛戴方總。一個星期天晚上，我們正趕著生產一批函管（電腦配件），準備星期一發貨，辦公室電話卻驚天動地的響起。主管一接電話，臉色頓時變了，原來我們正在生產的這批函管技術指標有失誤，需要立即更改。對方把新的技術指標傳真過來，主管一看卻傻了眼——滿紙的英文。當時惟有我們生產部還在加班，想不到的是偌大一個部門竟沒有一個懂英文的人。主管雖說是科班畢業，英文水平卻實在不敢恭維。誰能翻譯出這份技術指標呢？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每個人心裏都捏了一把汗。最後，還是早已自學完四冊《許國璋英語》的我主動請纓。4個小時後，我翻譯出了這份資料。按照新的技術指標，我們終於趕在淩晨2點以前生產出這批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