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十年（1860年）夏，英法聯軍再次向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由天津進抵北京通州，清軍一敗塗地。鹹豐帝驚慌失措，在載垣、端華、肅順等親信大臣扈從下，倉皇逃奔熱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莊），留恭親王奕在京與洋人周旋、議和。
《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逐漸退去，在北京主持和議的恭親王奕多次奏請鹹豐帝回鑾。鹹豐帝在熱河咯血病重，肅順等人一再勸阻暫緩回京。鹹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鹹豐帝病危，在病榻前遺命立6歲的載淳為皇太子，任命載垣、端華、肅順等八大臣為“讚襄政務大臣”，在載淳未成年前共同輔政；同時授予皇後鈕祜祿氏“禦賞”章，皇太子載淳“同道堂”章（實際由其生母葉赫那拉氏掌管），作為符信。同時規定，經顧命八大臣草擬的諭旨，必須加蓋兩印章後，方為有效。鹹豐帝這樣做的本意，是在確定輔政大臣的同時，加強對他們的製約，以防止大權旁落，重蹈康熙初年輔政大臣鼇拜欺君專權的覆轍。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種精心安排反而加速了皇室內部的爭鬥。
鹹豐帝一死，肅順等顧命大臣權勢更加擴張，引起載淳生母那拉氏（慈禧太後）的強烈不滿。那拉氏有著很強的權力欲，而她在鹹豐帝病重期間替他批閱奏章的經曆又使她有了幹預政務的能力。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為此加意防範那拉氏幹政，大大加深了雙方的惡感。另外，權勢日重的肅順在兩宮太後麵前顯出的妄自尊大的態度更深遭忌恨。在慈禧的提議下，兩宮太後暗中發懿旨往召唯一有力量可以對抗顧命大臣的恭親王奕赴熱河行在“籌谘大事”。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恭親王奕為了探聽虛實而一再請求赴熱河叩謁梓宮（皇帝的棺材）。肅順等顧命大臣沒有理由駁回奕這個合情合理的請求，又對自身的權位過於自信，認為奕即便到了熱河也興不起什麼風浪，於是同意他赴熱河叩謁梓宮。
鹹豐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一，奕到達熱河，在澹泊敬誠殿叩謁梓宮之後立即受到兩宮太後的單獨召見。八月初六日，奕再次晉見兩宮太後。雙方密談，顯然達成了推翻“顧命大臣”的默契，而肅順等人卻完全蒙在鼓裏。
在此前後，還發生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八月初六日，禦史董元醇上疏，奏請由“皇太後暫時權理朝政”，並“另簡親王（意指奕）輔政”。從而挑起了“垂簾聽政”與“讚襄政務”之爭。兩宮太後召見顧命八大臣，商議“垂簾聽政”的奏請。端華、肅順等人勃然抗命，說“臣等係讚襄幼主，不能聽命於皇太後”。據說聲震殿宇，嚇得小皇帝驚怖不已，大聲哭泣，以致尿濕了太後的衣袍。端華等退朝後，立即草擬諭旨，內有“我朝聖聖相承，向無皇太後垂簾聽政之禮”的話，對該禦史予以痛斥。皇太後將擬旨留中不發，拒不鈐印。次日，八大臣又晉見太後，以罷政相威脅。兩宮皇太後被逼無奈，將擬旨發下照抄頒布。
那拉氏曾與她的妹夫、醇郡王奕密議製服肅順等八大臣的良策。奕說“此事非恭王不辦”；恭親王則認為“非還京不可”。兩宮皇太後與奕合謀，乘梓宮還京，一舉廢除顧命大臣，奪取政權。
九月二十三日，鹹豐帝的梓宮由熱河啟運回京，由肅順親自護送。那拉氏則抱著幼帝載淳同端華、載垣等一起，由小道先行，在京迎候梓宮。九月二十九日，皇太後與小皇帝返抵北京，向迎候的王公大臣哭訴載垣、肅順等要挾無禮，欺侮之甚。大學士周祖培建言，先令解任，再行拿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