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執政，除了才智平庸，與恭親王奕的最大區別，就是無原則，無人格，對慈禧太後一味迎合，不敢堅持己見。金梁在《四朝軼聞》中指出：“醇親王奕，性和順，見太後猶畏遜，不若恭王之遇事敢爭也。”話雖含蓄，意思卻很明白。但謙卑與政治的懦弱從來是同義詞，尤其在專橫跋扈的慈禧太後麵前，他除了俯首聽命，很少有真知灼見。所以盡管他在詭譎多變的政局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在政治上卻幾乎無所建樹。
他曾為避免引起慈禧太後猜忌，他在載湉即位時上了一道密折，大意是說：古時非皇子出身的皇帝即位後都推恩其本生父母，加上尊號，恐怕將來光緒帝親政後也會有人建議照此辦理，所以請太後將此折留在宮中。日後若有奸邪小人提出類似建議，可立加罷斥。15年後光緒帝親政，果然有大臣奏請為奕加上尊號。當時奕已故，慈禧太後拿出塵封已久的密折，用來回答諸臣邀寵幸進的行為，並表白“賢王（奕）”的心跡。奕不但考慮眼前，還擔憂到日後。如此煞費苦心，在晚清諸王爺中無人可比。
載湉即位當月，賜醇親王奕爵位世襲罔替，他力辭不準，勉強接受。慈禧太後特命賞給其夫婦乘用杏黃色轎的特權，他又固辭。後來雖勉強接受，但直至去世也沒乘過一次。自唐宋以來，金黃、明黃、杏黃等色澤，就被規定為帝後所專用，他人不得僭擬，奕當然不敢受用。
在載湉親政問題上，奕也盡量迎合慈禧太後的意圖。光緒十二年（1886年），載湉16歲，太後垂簾已顯得不合時宜。慈禧太後麵諭王公大臣，於明年正月十五日舉行親政典禮。善於揣摩太後意旨的醇親王奕和諸王公大臣，紛紛上書懇請太後體念時艱，從緩歸政。經過幾番辭讓與懇求，太後終於假惺惺地表示：“勉允所請，於皇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
光緒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慈禧太後終於撤簾歸政。撤簾歸政，當然非太後所願，隻是迫於輿論和以往的表態，不能不做出“垂簾聽政，本非意所樂為”的姿態。實際情況是，在此前一年的十月，醇親王奕、禮親王世鐸等人已命軍機處起草了一個有關歸政事宜的奏折，規定在皇帝親政後，凡有內外折奏，經皇帝朱批或諭旨後，需“恭呈皇太後慈覽”；簡放大員及各項要差，需先由軍機大臣請旨裁定，再由皇帝奏明皇太後，然後再頒諭旨。於是形成了“皇上雖有親政之名，而無其實，一切用人行政，皆出西後之手”的局麵。
奕對皇太後誠惶誠恐的心理，不僅表現在他的一切言行中，連家中的陳設也有此痕跡。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為“思謙堂”，書齋為“退省齋”。他還特意在書齋條幾上擺放了一隻仿製的周代欹器，這種器物有一個特點，將水注入一半，仍能保持平衡不會傾倒，如果把水注滿，就會傾倒過來使水全部流掉。他在欹器上刻上“滿招損，謙受益”的銘言，用來策勵自己和子孫戒盈戒驕。奕自撰的治家格言有這樣一段話：
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
其實他最擔心的，還是在政治上招災惹禍。正是由於他熟通“明哲保身”的技巧，得以在慈禧太後的淫威下位極人臣，在風濤凶險的政壇中一帆風順。奕在慈禧太後麵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總算壽終正寢。光緒十七年（1891年）冬，他因病去世，享年52歲。奕生前一味退讓，生怕受到尊崇會給自己帶來不利，而他死後獲得的榮耀在清朝王爺中則是前所未有的。他獲得了“賢”的諡號，在他之前，隻有雍正時期的怡親王胤祥得到過這一褒獎。他還獲得了“皇帝本生考（親生父親）”的稱號。17年後，第二代醇親王載灃的兒子溥儀（宣統帝）繼位，又尊稱他為“皇帝本生祖考（親生祖父）”。皇帝上諭，在醇王府內建立祠堂祭祀他，並按照祭祀皇帝的禮儀。但在公開場合，他的身份仍是親王，園寢也依親王製度。
醇親王的園寢位於北京西郊的妙高峰下（在今北京市海澱區北安河鄉），俗稱“七王墳”。奕絕想不到，他死後多年，園寢上的一棵古樹竟被慈禧太後下令砍去。關於此事起因，要從奕親選園寢談起。
奕選定這塊風水寶地時，還不到30歲。此地泉壑幽美、層巒疊嶂，景色宜人，有唐代法雲寺遺址。金章宗時，這裏又是西山八院之一的香水院。當時奕正在蔚秀園養病，某日到西山響堂廟閑遊，該廟距妙高峰不過十裏之遙，是醇親王舊仆、太監王照祿、王正光修建的。他們帶著風水先生李唐和醇親王一起到妙高峰勘察。李唐認為該處風水最佳，奕喜極，不複狐疑，一言決斷。但不久就有人謂此處不可用，奕另請風水先生看視，最終拿定主意，在此地修築了園寢。